2012年10月13日 星期六

小女孩和爸爸

有一个小女孩,三岁。
女孩早上九点的时候从两米高的椅子上跌了下来,之后虽然行动如常,能玩能跳,但是在中午当婆婆要叫她吃饭时,却发现她不省人事。
家人把小女孩带来医院并进行了脑部扫描后,我们发现小女孩的脑内有一块蛮大的血块。

我们马上和新山中央医院的神经外科联系,并安排将小女孩送往新山中央医院的事宜。
在急诊部忙着处理救伤车的安排的时候,我走出了急诊室,告知家人小女孩需要送往新山的事情。
在这之前我的同事告诉过我小女孩的父母都在智力上有缺陷。妈妈患有唐氏综合症,爸爸的智商则不清楚有多低,但是至少能够明白我们所说的东西。
在见到爸爸的时候,一眼望去得确能够察觉他和普通人有些不同,虽然不至于到残缺,但是看得出来反应会比一般人来得慢。
和爸爸一起来的还有小女孩的婆婆叔叔阿姨等等的亲戚,我在和大家大概解释情况之后,婆婆说他们会先启程前往新山中央医院,而爸爸则会跟着我们乘搭救伤车随后跟上。
我让爸爸到急诊部的柜台去处理家属登上救伤车的程序后,便回到急诊室去查看小女孩的情况。

过了不久,爸爸推开了急诊室的大门走了进来,背着一个大背包,向我走来问道:“等下去新山的救伤车是哪一辆?”
我道:“我不清楚诶,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准备好了之后就会通知你。”
爸爸说:“噢你也不知道啊,那好那好。呵呵呵。”
说罢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然后背着大背包走出了急诊室。

当下,我被爸爸那个笑容给打动了。
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成年人脸上看到那么纯真的笑容的关系,爸爸的那个笑容,在我心上狠狠地碰了一下。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脸上的笑容,多多少少都会带有虚伪的味道。
只有不经人情世故,世界如同一张白纸一样的孩子,脸上的笑才会像泉水一样,毫无杂质。
所以当我在一个成年人脸上看见同样的笑容的时候,那种震撼是很强大的。

后来,我们一行人抵达新山中央医院时,小女孩的亲戚们都已经在急诊部门口等候了。
我们将小女孩推入急诊室,并请家属在外等候。
在等着神经外科医生来看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的婆婆和叔叔走了进来。
婆婆一边喃喃祈祷,一边将手上的平安符放在小女孩的头边,然后不停的对小女孩说:“妹妹不要怕,医生来救你了。你快快醒来,跟我们回家。”
叔叔接着问了些有关小女孩的情况的问题后,便带着婆婆走出了急诊室。

我从急诊室大门的隙缝间看见了小女孩的亲属们站在外头,以小女孩的叔叔为中心围成了一圈,似乎在讨论着小女孩的情况。
而小女孩的爸爸,则站在那圈子外头。

他那矮小的身躯,背着一个大背包,站在人群之外,就像是一个外人一般,无情地被排除在外。
他安静的站在一旁,时不时地拿下背包,整理里头的东西,然后再背起来。
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学生在等着校车来到的时候,一直担心是不是忘了带课本还是铅笔盒而不断的检查着自己的书包一样。

对小女孩的亲属来说,他的存在,就像是路边的树木一样。
一点都不重要。
风吹过,树叶摇摆,沙沙作响,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就好像小女孩的爸爸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真的知道他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这些围成一圈在侃侃而谈的亲属们,完全忘了他们所担心的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是他们所忽略的这个男子所赋予的。

我很不开心。
且不说爸爸的智商有多低,他是小女孩的父亲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他有资格和大家站在一起,参与整个事件的讨论。
不管他会不会提出意见,不管他提出的意见有多么愚蠢多么可笑,但是我认为这是尊重他身为孩子的父亲的一种表现。
把他这样晾在一旁,我觉得很不人道。
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为你们家族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能够扔在一旁的机器。

神经外科医生看过了小女孩之后,决定要进行紧急手术,将脑内的淤血取出来。
她出去请家属进来签署手术同意书,并陪着小女孩前往手术室的时候,进来的仍是婆婆和叔叔。
在将小女孩推往手术室的途中,我忍不住问婆婆道:“妹妹的爸爸在哪里?”
婆婆说:“他的爸爸什么都不懂,我们让他留在外面。”
我本来想让婆婆把爸爸叫来,陪着小女孩一起前往手术室,但是想到神经外科医生都没说什么,我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我想到那时我妈被推往手术室的时候,他的身边只有我爸一个人。
而当我知道我没能在我妈进手术室前见到她的时候,我那种惶恐的心情。
我当时在想:
爸爸究竟知不知道妹妹要动一个大手术?
爸爸究竟知不知道手术过后,妹妹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长大?
爸爸究竟知不知道手术过后,妹妹可能都没有办法再叫他爸爸了?

爸爸究竟想不想在妹妹被推进手术室前,和她说说话?
妹妹想不想在进手术室前,听听爸爸和她说加油,病好后再带她出去玩?
他们会不会想在面对那么大的挑战之前,互相握一下对方的手,做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小的秘密约定?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随着手术室的门关上,一切的疑问已经没有意义。

在离开新山中央医院之前,我本来打算找爸爸,好好地和他说说话。
但是却找不到他的踪影。

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多,我坐在漆黑的救伤车里,想睡却睡不着。
爸爸憨厚的笑容,和那背着大背包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

那个晚上,除了街灯的昏黄,我看不见月亮。

2012年10月5日 星期五

好好休息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兼朋友的父亲,因为末期癌症的关系,住进了我们的病房。
因为癌症扩散到肺部的原因,伯父的呼吸很困难。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说如果出院的话,伯父需要一架氧气机,提供他所需要的氧气。
那时我们都以为伯父顶多在医院待个两三天,等情况好转后,就能出院了。
这是里说的我们,是指医生,病人和家属。

后来,我们发现那肺里的肿瘤造成肺积水,导致伯父的呼吸越来越辛苦。
和家属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将水抽出来,舒缓伯父的呼吸。

我朋友问我,说伯父的情况怎样。
我说,很不乐观。
他说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请假来陪伯父。
我说,我们不知道伯父还能撑多久,能陪的时候,就尽量陪他。

隔天傍晚,伯父的血氧浓度开始不平稳起来,一直偏离正常人的95%或以上,游离在80-90%之间。
那天是我oncall,搞东搞西之后,好不容易才将血氧浓度拉到88-92%。
我对我朋友说,伯父的情况不是很好,有谁想来看伯父的话,就让他们来看。

我的朋友说,他很辛苦。
明明就很怕、很不知所措,可是还得每天强颜欢笑。
就只为了不让父亲担心。

我说,我懂。

探病时间一到,教会的长老就和一群教友过来,看望伯父。
长老站在伯父身边,低下头来,开始祷告。
所有来探望伯父的人也都低下了头,一起祷告。
我摘下了挂在脖子上的听筒,悄悄的站在人群中,一起低头。

在祷告声中, 我觉得我之前为了要将伯父的情况稳定下来时的不安和焦躁渐渐消失,就像是一块大石头被人从心头处移走。
我抬头,看见我的朋友双眼紧闭,像是紧紧地抓着上帝的手说:主啊,求你按手在我父亲的身上,带走他的痛苦。
那情景,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过。
我的鼻头,酸酸的,视线也模糊起来。

傍晚五点半,我对我朋友说,我会先回去,晚上十点再回来继续值班,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临走前,我还叮嘱同事,说如果伯父不行的话,就通知我。
不管当时是几点,我都会赶过来。

一直到晚上十点,我再次回到医院的时候,都没事发生。
凌晨两点多,伯父忽然失去意识,不管怎么叫,都没有回应。

我将家属请了出去,拉上了帘子,发现伯父的心跳还在、呼吸还在、血氧浓度和心率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只是血压一直在掉。
我拉开了帘子,对我朋友说,伯父的情况很不妙,快点把家人都叫来比较好。

清晨三点多,家里的人都赶来了。
我让他们和伯父说说话,拉拉他的手,给他打一打气。
伯母拉着伯父的手,抽泣着在他耳边说了会儿话之后,便再也说不下去,躲在一边捂着嘴哭。

我的朋友和弟弟二人一左一右,抱着伯父的头不断地说,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担心。

我的朋友轻轻地摸着伯父的脸颊,轻声地说:
爸,觉得辛苦的话,就好好休息。
不要硬撑。
累的话,就好好地睡。
你辛苦了一辈子,好好休息吧。

站在一旁观察着伯父生命迹象的我,霎时崩溃,眼泪滴落。

家人说完话之后,伯父忽然又动了起来,可是还是昏昏沉沉的样子。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看生命迹象都还算稳定后,便决定留下弟弟陪着伯父,其他人先回去休息。

清晨时分,伯父的情况急转直下,心跳突然停止,血压骤降,血氧浓度没有办法被侦测到。
七点零五分, 正式宣布死亡。

当时在场的只有弟弟一个人。

护士在清理遗体的时候,我特别叮嘱他们先别将伯父包起来。
至少让家人见伯父最后一面。

那时我正在巡房,巡完房,想找我朋友说些节哀顺便之类的话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说,红着眼眶就直走了过来。
然后紧紧的拥抱着我。
我把那些已经在喉头的话咽了回去,拍了拍他的背,只说了一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怕他没听进去,我转头对他的太太再说了一次。

我看着朋友离开病房,走向太平间的背影,似乎看见伯父就站在不远处,也在眺望着那对他来说极其熟悉的背影。
然后在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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