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

那天早上，老闆在看著病人的時候，一個男子走進了加護病房，站在一個婆婆的床邊，向老闆點頭示意。
老闆走了過去，站在那男子身邊，低聲道：“時間還沒到。”
那男子看著婆婆頭上的熒幕，問道：“那個越來越低的數字，是什麽意思？”
老闆順著男子的眼光看去，說：“那是她的心跳。70多下對她來說算是正常的。”說罷便把男子帶了出去，向他作進一步的解釋。

那個男子，是那個婆婆的兒子。
他在等對的時間。
等婆婆該走的時間。

他要把婆婆帶回家。
······························

婆婆開始的時候申訴說肚子痛，而且伴有腹瀉等的症狀。
孩子們把她帶來醫院后，被診斷為急性腸胃炎，便送入了内科病房。
過了幾天，内科醫生發現婆婆的腹部表面有壞死的跡象，馬上請外科團隊過來看看。

外科過來看過了婆婆，認爲婆婆患上的是細菌協同性壞疽(Meleney's Gangrene)。
在和婆婆及家人討論過後，大家都同意為婆婆進行手術。
手術之前，我和我的上司到病房去看婆婆，為她做麻醉前檢查。
那時她躺在病床上，神志清醒。
我說：“婆婆，醫生要給你動手術咯！”
婆婆點了點頭，微微笑，而她身邊的家人心情輕鬆。

我們並不知道接下來等待著婆婆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婆婆被推進手術室動手術的時候，我在加護病房值班。
手術后，婆婆被送入了加護病房，做深切觀察。
我翻開手術報告，看見外科團隊在手術中發現婆婆有腸皮膚瘻管（enterocutaneous fistula），而受到細菌協同性壞疽影響的範圍比預期中的廣泛，所以最終被切除的地方甚多。

隔天早上，當外科團隊來為婆婆檢查傷口的時候，我才知道，那傷口究竟有多麽大。
婆婆右邊的腹部大部分的肌肉被切除，一直延伸到後背去。
而隨著傷口每天都有惡化的跡象，需要被切除的地方越來越多，而傷口也變得越來越大。
婆婆每天的日子就是在洗傷口、進手術室、洗傷口、進手術室中度過。

可是婆婆很堅強。
她除了在洗傷口的時候需要止痛葯，以及需要呼吸器輔助之外，她的生命跡象很穩定。
我每一次在看她的時候，都對她那強健的心臟感到由衷的佩服。
血壓從來沒有低過110/90，心跳也都是在正常水平，從來都不需要強心劑。
對一個如此高齡，有著這麽糟糕的傷口的婆婆來説，她真的很棒。

直到那一天，婆婆的家人在護士為她洗傷口的時候進來了加護病房。
在那之前，家人都是通過外科醫生知道婆婆的傷口的狀況如何，並沒有真正的看過。
直到那個時候，他們才親眼看見了婆婆的傷口。
那個時候我不在，不過聼同事說，他們似乎被嚇到了。

隔天，婆婆的兒子走進了加護病房。
他對老闆說，他和其他的家人一致要求終止一切的治療，並將呼吸管拔掉。

他們要把婆婆帶回家。

老板面露難色，畢竟婆婆的整體情況其實不坏，加上婆婆神志清醒，如果真的把呼吸管拔掉的話，和讓婆婆安樂死其實沒分別。
在和家人交涉過後，家人同意讓婆婆繼續留在加護病房，但是除了呼吸器之外，不要任何的治療。

外科老闆後來知道家人的決定之後，只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病人，有得救。”

從那天之後，兒子每天都會進來，看看婆婆頭上的熒幕，
然後問：“情況怎樣？”
當老闆和他說情況還算穩定的時候，他臉上似乎有一些些的失望。
他似乎恨不得婆婆的心跳和血壓馬上就在他面前狂跌，就此離開。

我不知道他們的想法是什麽。
終止一切治療的目的是爲了讓婆婆結束所有的痛苦，還是另有目的？
婆婆的兒子如此迫不及待的樣子，讓我想起了另一個病人。
和他的母親。

那個病人在16嵗的時候遭遇了一場車禍，從此下半身癱瘓。
不久前他因爲褥瘡受感染的關係，進了骨科病房。
那個時候，他三十多嵗。
十多年來，都是他的父母在照顧他。
我們看他的時候，他的情況很不好，可是他的媽媽執意要救他。
不管他最後會變成怎麽樣，他的媽媽都不願意放棄治療。
就算心跳停了，也要進行搶救。
那張不施行心肺復甦術表（Do not resuscitate），他的母親怎樣都不肯簽。
對母親來説，孩子是她的寳，是她放不開手的牽繫。

兩個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病人，同樣受著痛苦，卻因爲照顧他們的人的身份不同，做出的決定也跟著迥異。
孩子決定放手，是如此的乾脆瀟灑。也許他們認爲讓年邁的母親快點結束痛苦，是如今他們所能進的孝道。
母親決定搶救，是如此的堅定不移。也許孩子曾經在她的肚腹中帶過了九個月，是她的肉，是她的血，是她的寳。
這份感情，不是因爲兩個人相處久了而建立起來的。
這份感情，是與生俱來的。

兩天后，另一批之前從來沒見過的，看起來是婆婆的親人的人走進了加護病房，來到了婆婆身邊。
他們伏在婆婆耳邊呢喃，抽泣，念經，然後離開。
這個時候，也許婆婆已經累了，也或許婆婆已經看過了所有她臨走前想見的人，更或許婆婆知道了她的孩子們的意願，決定盡她身為一個母親的責任，滿足孩子的期望。
她的血壓開始下跌。
她的意識開始不清。
我們依照家屬的意願，不給任何的強心劑。
可是就算沒有強心劑的幫助，婆婆還是在血壓低至50/25的情況下，撐多了兩天。
婆婆是不是有什麽夙願還沒有完成，抑或是她沒有辦法就這樣離開她的家人，所以才多撐了兩天，以爭取每一秒和家人相處的機會？
我們不知道。

而昨天，婆婆走了。
我不知道婆婆的孩子們會不會松了一口氣，爲了終于能夠把婆婆帶回去而慶幸。
我只希望婆婆在天之靈，能夠安息。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爱马来西亚。

十八嵗

十八嵗，對一個女孩來說應該是什麽？
十八嵗對一個女孩來說，應該是像花蕊初開的時候；
應該是為未來感到彷徨的同時，也感到興奮的時候。
應該是少女懷春，準備談戀愛的時候；
應該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和三五知己逛街購物的時候。
應該是每天早上都是朝氣蓬勃的起身，深信每天都將會是美好的一天的時候；
應該是人生中，最最美麗的時候。

這些，對她來說，卻都是奢侈。
十八嵗，對她來說，只不過是過去十七年來的痛苦的延續。

···························································

“我不要這個，什麽都不要！”她憤怒的哭喊著，將綁在臉上的氧氣罩摘下，摔在床邊。
本來要為她抽血的護士沒有想到她會在拒絕抽血之後變得如此歇斯底里，手上捧著針筒，愣在一旁。
她坐在床上喘著粗氣，就像一條離開了水的魚一樣。
床邊的氧氣罩嘶嘶地響著，她頭頂上的血氧濃度顯示器顯示她的血氧濃度正在咚咚咚地往下掉，甚至跌破70大關。
不管我們怎麽勸，連她的媽媽都請來幫忙了，她都不要將氧氣罩帶上。

她喃喃地道：“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媽媽拉著她的手，說：“你乖乖帶上氧氣罩，把病治好了，我們就可以回家了，好不好？”
她緩緩搖頭：“我不會好的，我要回家。”
媽媽看著臉色越來越差的她，着急地說 ：“怎麽能說不會好呢？醫生都說會好了，你就乖乖聽話，帶上這個，好不好？”說著嘗試將氧氣罩戴囘她的臉上。
只見她將媽媽的手撥開，哭喊道：“我不要！我什麽都不要，讓我死了算了！我要回家！”然後一陣猛咳，咳得整張臉都紅了。

媽媽急了，問她：“你怎麽可以這麽說呢？你死了爸爸媽媽怎麽辦？”
她喘著氣說：“你們還有弟弟，還有兩個弟弟。”
媽媽哽咽說：“你不可以這麽說的，我和你爸爸最疼的就是你，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是說要考SPM嗎？你快點把身子養好，才可以去考試，對不對？”
她搖頭，說：“不要了，我什麽都不要了，我很辛苦，就讓我死吧。”
她喘了口氣，又說：“我現在這樣，自己痛苦，爸爸媽媽也痛苦。就讓我死了吧。”

我們在一旁看著，看她的血氧濃度實在太低，如果再不帶上氧氣少的話恐怕要出事，便給了她少量的鎮靜劑，然後替她將氧氣罩戴上。
這時爸爸也趕到了加護病房，身上穿著的衣服污跡斑斑，説明了他才放工就直接趕了過來。
爸爸直接走到了她的身邊，柔聲說：“不要怕，爸爸在這邊，媽媽也在這邊，我們會一直陪你，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說著振臂道：“加油！加油！呵呵呵。”
打過鎮定劑的她昏昏欲睡，看著爸爸什麽都不說。

我們和爸爸媽媽討論，說她的情況其實不適合給鎮定劑，如果她還是不肯合作，將氧氣罩戴上的話，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行插管。
爸爸聼了忙說道：“醫生，我的女兒最聼我的話，你讓我在這裡陪她，我會慢慢勸她，慢慢開導她，讓她聽話把氧氣罩戴上，插管的事，我們遲點再説，好不好？”
我們同意讓他留下來陪著他的女兒之後，爸爸不斷地對我們道謝，甚至合十鞠躬道：“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淩晨一點，加護病房裏的冷氣很冷，連窗子的玻璃上都結了薄薄的一層水氣。
病房裏除了各種顯示器的滴滴聲之外，就只有她的咳嗽聲。
我完成了手邊的工作后，拉了一張椅子走到爸爸的身邊。
坐在她身邊的爸爸身上裹著一件外套，看見我過來時忙站起身來。
我拉著他的手，說：“坐下吧。”然後和他並肩坐在已經睡着了的她的面前。

我說：“你吃飯了嗎？”
爸爸搖搖頭，說：“我連去廁所都不敢，怕等會兒她起來的話看不到我，會怕。”
“她有這樣的病，很久了吧？”我說。
爸爸看著呼吸稍微急促的她，說：“打從出生起，她的肺就不好。十八年來進出醫院的次數多的都數不清了，情況就是沒有好轉。”
看著她飄忽不定的血氧濃度，我說：“妹妹很辛苦，你們這些照顧她的人也一定很辛苦。”
爸爸轉過頭來看著我，說：“這個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有本事生，就要有本事照顧她。這個是我們身為父母的責任。”
他的語氣很堅強，很有力量，就像是不管有什麽樣的困難，都不能夠打倒他一樣。
爸爸繼續說：“我常常對她說：你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會好起來，要有勇氣，你就會好起來。所以我常常給她鼓勵，給她信心，這樣她就會振作，也會好得快一點。”
這時她忽然咳了起來，爸爸急忙站起身來到她的身邊去，一邊替她拍背一邊說：“很好很好，把痰咳出來，咳出來就會好一點。很好，很棒！”

在她又睡着之後，爸爸坐回到我身邊，說：“我剛找到了一個被廢棄的集裝箱，現在放在我工作的工廠裏。等我把它清洗乾淨之後，我就在裏面裝上個冷氣，到時我工作的時候就可以把她一起帶去，讓她在裏面休養。”
他看著我，笑說：“我的工廠附近很多樹，對她的肺比較好。”
我這個時候才發現到，我眼前的這個父親皮膚黝黑，臉上滿是皺紋，指甲閒都是黑油的痕跡，便問道：“你從事什麽行業？”
爸爸說：“我是技工。坦白說，我工作賺來的錢啊，全都花在她的醫藥費上了。”
他頓了一下，說：“你知道嗎，内科醫生說有一種噴霧劑對她的肺有幫助，可是那種葯醫院沒有給，要自己到外頭去買，一個月要六七百塊令吉哪！”
我心下一盤算，假設說他一個月賺兩千零吉，單單是那噴霧劑就狠狠地吃掉了他將近三分之一的薪水。

“你們沒有申請福利援助嗎？”我說。
爸爸聳聳肩，到：“申請過了，可是到現在都沒有下文，又能夠怎麽辦？”
爸爸嘆了口氣，說：“不管怎樣，我們都希望她能夠好起來，就算是好一點點，也好過什麽都沒有。”
說著，爸爸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個護身符，一邊把玩著，一邊說：“我剛剛過來之前，到廟裏去拜拜，求神明保佑，讓她能夠過這關。”
當下我似乎看到一個心裏滿是焦慮的男人，在夜黑風高的晚上，獨自跪在寂靜的廟宇裏，對著佛像虔心祈禱，祈求那人力以外的力量，能夠讓他心愛的女兒快快康復。

淩晨一點四十五分，我站起身來，拍了拍爸爸的肩膀，說：“你找機會休息吧。這裡很冷，需要的話就向護士討一張被子。”
爸爸也忙站起身來，拉了拉身上單薄的外套，說：“沒關係，沒關係，我有外套。呵呵呵。”

那天晚上，我走出加護病房。
留下了一個勇敢的父親，和一個不完美的十八嵗。

失去

我在3月12日那一天，發表了《我在醫院裏，看見愛情》這篇文章。
在十一天之後，文中的阿嬤走了。

三月二十三號，清晨五點二十三分，因爲敗血症導致多處器官衰竭，阿嬤永遠的離開了阿公，和這個世界。
那一天我休假。
我和同事們說，幸好阿嬤走的時候，我不在。
不然的話，面對沒有生命跡象的阿嬤，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下手搶救。
我們看著她太久了，久得已經有了感情，要我在她那已經一動不動的軀體上做心肺復蘇法，用力的壓斷她的肋骨、擠壓她的心臟，我自認做不了。
也許我會一邊抹著眼淚，一邊做著毫無疑義的搶救。

很多人都說醫護人員冷血，沒有感情，和病人之間總有一段距離。
如果醫護人員和病人產生了感情上的連接的話，不管是在診斷或是治療上，都會產生偏差。
而這種偏差，是致命的。
就像我們這些看阿嬤看久了，有感情了的人，在她倒下的那一刻，我們也許什麽都做不了。

阿嬤走后，大家關注的焦點轉到了阿公身上。
一個護士後來對我說，阿公很難過，還一直嚷嚷說要和阿嬤一起走。
我們很擔心阿公，在照顧了阿嬤那麽久之後，忽然什麽都沒有了，以他的年紀來看，能不能接受生命上如此的改變，是大家關注的問題。

而在文章發表的十六天之後，文中的男子，也走了。
他在3月28日傍晚六點多的時候，和他的妻子永別。

昨天傍晚，我到他的病床旁悠轉的時候，他還好好的躺在床上，氣色甚佳。
我還對他的太太說：“他看起來好多了。”
他太太還樂得直點頭說是。
那一直都挂著笑容的臉，在那個時候更顯璀璨。
她的雙眼，笑成了兩枚新月。

今天早上，我和思薇在去吃早餐的路上，說起了阿嬤和這男子。
我說，阿嬤走了，也許是因爲她年紀太大，身子負荷不了；他還年輕，康復的機會應該很大。
再説，他現在的氣色看起來比前幾個月好很多，前景似乎不錯。

傍晚的時候，同事傳來簡訊，說他也走了。
經過四十分鈡的搶救，仍是沒能把他從死神的手中搶回來，送到他太太身邊。
在白布蓋上他的臉的時候，他和她之間從此隔了一個空間。
同事說，病房裏平時照顧他的護士和護士長都哭了。

我在想，如果連我們都沒有辦法接受他突然離去的事實，那他的太太呢？
昨天我和他們説話的每一個細節，就像電影一樣一幕幕的在我腦中播放：
我拉開窗簾走近他的病床。
我查看他的導尿管。
我對他的太太說他的氣色很好。
她的太太笑得很開心。
笑得很開心。
忽然閒，我覺得自己所說過的話，很諷刺。

在短短兩個多星期裏，我們失去了兩個病人。
對他們的伴侶來説，他們失去的也許是整個世界。
他們走了，病房裏空的只是兩個床位，但是對他們的伴侶來説，空的是他們的家，他們的世界。
和他們的心。
他們有的只剩下回憶。
1993年鐵達時的廣告裏有這麽一句話：“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曾經牽過彼此的手，也許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

我們只能希望他們能夠振作起來，好好活下去。
爲了自己，也爲了在天上的他們。


*僅以此篇文章獻給文中的兩位病人和他們的家屬。願平安與他們同在。  

新娘

昨天晚上，我驾着车子往购物商场的方向驶去。
途中看见三四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外籍女子站在大路上的分界堤上，笑闹着等待过马路。
看她们的样子似乎是刚卸下了白天沉重的工作服，正打算好好地去放松一下，度过美好的一个晚上。
我的车子驶过她们身边，而我想起了她。

几天前，我到内科病房去看一个转介给我们骨科的病人。
我看完病人，站在柜台前写东西的时候，她走了过来。
她身上穿着医院的青色病服，手上拿着一块面包，步履蹒跚的向我走来。
我转头看她。
看起来像越南人的她很清秀，年约二十出头，一头长长的秀发染成了淡淡的褐色。
只是她的眼神散涣，没有焦点。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活着的人的眼神能够涣散成这个样子。

她拉着我的衣袖，口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国家的语言，不断的叫着：“老板，老板！”
她的声量很大，引得全病房的人都像我这里看来。
我一脸尴尬地问坐在我面前的内科医生：“这个是精神病患者吗？”
那医生说：“她是因为滥用药物的关系而进来的。”说罢便低头继续他的工作。
我拿起了文件夹，走到柜台的另一边去继续我的工作，却见她拖着脚步跟了过来，口中继续大声嚷嚷：“老板！老板！” 

我看着这个在我面前的她，心中冒出了好多问题：
她叫什么名？
她是从哪里来的？
她在哪里工作？
她滥用了什么药物？
她为什么会滥用药物？
她为什么看到男生都不停地叫老板？

她这样的一个女生，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故事？
 
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是不是曾经有人告诉过她，如果离开那落后的家乡，到这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来，她就会有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更好的收入，能够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那人口中的世界太美好，编绘的未来太诱人，于是她就和几个姐妹收拾了行装，离开了纯朴的小镇，和那个带给他们好消息的人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
离开前，她和他深爱的男人道别，答应他过了两年，等她赚够了钱之后，她就会回来。
回来当他的新娘。

几天里面，她们乌黑亮丽的大麻花辫被解开了，染上了耀眼的金色。
身上那件妈妈在去年过年时候给她特别缝制的，她最好的的碎花连身裙被褪了下来，换上了黑色的低胸短裙。
而清秀粉嫩的脸庞，也被画上了浓浓的颜色。
在她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就已经被推进去了夜总会、酒吧、甚至妓院。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发现得太迟了。

一开始她宁死不屈，每天被老鸨客人毒打唾骂，但是想到她答应成为他的新娘的那个男人温柔的笑脸，她却甘之如饴。
直到那一天，老鸨走进了她的房间，身后跟着两个彪形大汉。
她看见老鸨手上拿着的那支针筒，她的脸色发白。
她知道她的那么久以来的防卫，就只能到今天为止。
她那朝思暮想的白色婚纱，似乎就在她眼前化作一只只蝴蝶，纷飞而去。
就像她的未来一样，从此离开。
当毒品通过针管流进她的血管的时候，被那两个大汉压在地上的她丝毫动弹不得，只有两行清泪成功突破眼眶的束缚，挣扎着流下了脸庞。
花了她脸上的妆。

而在那个时候，远方的他正坐在那棵他们常常并肩坐着的大树下。
他手上握着两人的合照，仰望着漫天星空，思念着她。
他身边的树干上，被他用小刀刻下了一道道的刻痕。每一刀刻下，代表她离开了多少天，也就代表还有多少天，她就会回来。
回来当他的新娘。

她不想一直被毒品控制，不想一直被那些禽兽玩弄。
于是在一个接完客的晚上，她逃了出来。
她一直跑，不停的往前跑。
她的头很痛，眼前一片模糊，双腿发软，呼吸急促，心跳加剧。
她不敢停下来。
她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哪里都好，她就是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毒瘾发作，她倒在路旁，被送到了医院。
失去意识的前一秒，她看到的是被光害污染的看不见星星的夜空。
还有他那温柔的笑脸。

这是不是她的故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这是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里，很多女孩的故事。
黑社会透过毒品来控制女孩卖淫，已经不是新鲜事。
但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里，很多人都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电影里。
我们都忘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了，合上了文件夹，拨开了她那紧握着我衣袖的手，大步走出病房。
我走向病房大门的时候，她在后头蹒跚追来，不断的呼唤我，却被警卫呼喝着要她安静，要她回到床位去。
那个时候，我踏出了大门，她的喊叫声仍在我耳边萦绕。

直到今天。

诀别

前几天，我回到我以前工作的中药店去串门子。
旧上司一边包着春节礼篮，一边问我：“你们这些当医生的，看到病人在你们面前去世，会有什么感觉？”
我坐在柜台前，一边把玩着春节礼篮的传单，说：“人都会死啊，逃都逃不掉的。”
旧上司转头对身边的员工感叹道：“你看，他们这些人哪，看惯了，都变得冷漠了。”说完转头看我：“你不觉得之前还在你面前好好的病人突然走了，觉得生命很脆弱吗？”
我说，我觉得，我也很惋惜。
但是最让我不忍的，其实是病人要死了，身边却一个人都没有。

工作了这段时间，我见证了许多病人的离去。
很多病人在撒手人寰的时候，身旁子孙满堂。
也有不少病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身边只有医护人员。
每当我看着那些身旁没有亲人的死者的时候，总觉得他们好孤单。

我似乎看得见他们那刚离开身躯的灵魂就驻留在不远处的高空，俯视着医护人员为他们进行急救，然后宣告失败。
护士进来为他们的身躯进行最后一次的清洗的时候，四周没有声音。
静静的。
而他们的灵魂，也静静的停留在那里，为自己送行。

我每次值夜班的时候，常常会去留意那些情况欠佳的病人，然后对护士千叮万嘱，只要病人情况开始恶化，就立刻通知我。
我希望在病人离开之前，家属还有时间被通知，并赶过来见病人最后一面。

我在外科的时候，有一个伯伯因为肠胃出血的关系入院。
入院的时候他的情况很糟糕，加上他之前已经有其它的旧疾，前景不容乐观。
与家属讨论之后，双方决定如果伯伯的时间到了，不进行抢救。

伯伯离开的那天，我值夜班。
同事和我做交接的时候，对我说伯伯的血压已经开始下降，可能撑不过那个晚上。
就如他所言，伯伯的情况不断恶化。
在凌晨三点，我给我的上司打了个电话，通知病人的情况后，又给家属打个了电话，请他们过来。
过了不久，伯伯的女儿、未婚夫和儿子都过来了。
我对他们说，伯伯的情况不太好，让他们和伯伯说些话。
说罢拉上了围帘。
凌晨五点，伯伯走了。
他走的时候，孩子们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断的叫着他。
叫他别走。
叫他留下来。

另外一个病人，是个英国人。
他因为车祸，腹内腔受了很重的伤，先是进了加护病房，后来再转进外科病房。
他本来好好的，但是却在一个晚上，因为心脏病发而就这样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工作，隔天上班的时候见他的病床空着了，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已经去世。
同事说，他走之后，联络不上任何人。
没有人来为他饯别。
没有人叫他别走。
没有人叫他留下来。
柜台上有一本小说，是他留下来的。
而这本书，成为他曾经存在过的见证。

 

去年我阿公去世的时候，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我妈告诉我他走的时候，我和他隔了100公里的距离。
我赶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入殓了。
什么话都没说，我就连要再握着他的手一次，也都没机会。
我只能隔着一层玻璃看着他，和他说再见。

而那份遗憾，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深深埋在我的心里。

我可以出院了嗎？

我們醫院的骨科一直以來都面對著一個問題：手術室不足。
醫院裏只有兩閒手術室，卻同時要服務外科、婦產科、骨科、耳鼻喉科和眼科的病人，不只是設施不足，就連麻醉科的人手也很緊張。
很多時候當我們已經將病人的名字排入手術名單中后，卻因爲有媽媽難產，或是有人肚破腸流必須進行緊急手術而將已經被排進名單的手術挪后。
受影響的，通常都是骨科病人。
其實這種情況也無可厚非，畢竟相較起來，骨科病人的情況一般上都不算危急，就算手術被拖延了，也不會對生命造成直接的影響。
但是對病人來說，卻為他們造成了不少的麻煩。
一般上病人在手術開始之前的六個小時就必須開始禁食，但是我們往往請病人在早餐或午餐之後開始禁食后，眼見當天因爲緊急手術太多，實在是沒有辦法為病人動手術，便得在深夜時分允許病人吃東西，隔天再重新禁食。
這樣的循環可以重復個兩三天，甚至是四五天。
試想想你每天早餐之後就開始不吃不喝，然後滿心期待可以動手術，等啊等的到了淩晨十二點，一個醫生跑來跟你說：“對不起啊，我們今天不能替你動手術，你先吃點東西，明天早餐過後再禁食。”
你看了看床邊的櫃子上只有一條白麵包和白開水，三更半夜的你又不能讓誰去買東西給你吃，醫院也不提供膳食了，你只能胡亂吃些麵包然後睡覺。
隔天，同樣的事情發生。
再隔天，同樣的事情發生。
再再隔天，淩晨十二點，説不定你早已經一手捧著白麵包一手捧著白開水，在醫生還沒開口前就在他面前把東西給吞了下去，當作無聲的抗議。
我們身為醫護人員，在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很尷尬。

病房裏有一個伯伯，有糖尿病好幾年了，進來的時候説腳上長了個瘡，流膿發疼。
我們為他清理傷口，把已經壞死的肌肉給去除掉。
隔天，傷口又有膿水流出來。
老闆看了之後說：“把他那受影響的腳趾給切掉（Ray amputation）吧！”
於是我們將他的左腳第一和第二只腳趾給切除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在為伯伯檢查傷口的時候，見傷口復原得不錯，便對他說：“伯伯，你出院后一定要到附近的診所洗傷口哦，不可以自己洗，不然發炎受感染了你也不知道。”
伯伯很開心地點頭說：“一定，一定！我可以出院了嗎？”
我說：“我們再觀察多幾天，如果沒事應該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過了兩天，情況急轉直下。
老闆看著伯伯腳上那流膿的傷口，又就著自窗口射進來的陽光看了看手上的X光片，說：“我看，我們要切掉這個地方。”說著在伯伯腳掌一半的地方划了一條綫。
伯伯說，他不想動手術。
老闆聳了聳肩，讓伯伯再考慮考慮后，就走開了。
從那天起，伯伯的神情變了。
在那之前，伯伯都是仰臥著，看到我走近的時候會笑著和我打招呼，我每次問他：“伯伯今天好不好？”他都會說：“好！”
可是漸漸的，他的臥姿變成了側躺，背向著走廊。
臉上的笑容，不見了。
他捲曲著身子，似乎想要保護著什麽。
就連我走近的時候，他閉上了眼睛，不再主動和我説話。

過了幾天，老闆對伯伯說：“爲了避免感染擴散，我們覺得將你的腳切掉會比較好。”
正式地為伯伯的腳宣判了死刑。
這一次，伯伯沒有反抗，靜靜地在同意書上簽了字。
他簽字的那天，我休假。
隔天我問我的同事：“老闆知道伯伯其實不想動手術嗎？”
同事搖了搖頭：“應該不知道吧，可是同意書都簽了，就代表他願意動手術了啊！”
於是伯伯的名字被安排進手術名單裏，手術：Below knee amputation （低於膝蓋截肢）。

和其他的骨科病人一樣，伯伯也是一直不斷的禁食、被允許吃東西、禁食、又再被允許吃東西、然後又禁食。
他很合作，不吵不惱，也不説話。
每天都是靜靜的捲曲著身子躺在床上，面對著窗戶，背對著走廊。
和他那正在腐爛的腳一起度過每一天。

那一天，我們正在巡房的時候，護士氣沖沖地走了過來，說：“醫生，那個病人應該禁食的，可是他偷吃東西了啦！”說著指向一個病人。
那個病人不是別人，是那個伯伯。
我的上司一臉不耐，說：“算了，打一個電話給手術室，說我們要延後這個病人的手術。”

巡完房之後，我來到伯伯的床邊，拉過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我看著伯伯說：“對不起伯伯，我們真的有很多緊急手術，導致你的手術一拖再拖，讓你一直在餓肚子，真得很對不起。”
沉默了好幾天的伯伯急忙說：“別這麽說，是我不好，我向你們道歉，我不應該吃東西，我應該聼你們的話。”
伯伯頓了一會兒，說：“我有胃病，剛剛我的胃很痛，痛得我真的受不了，所以吃了一點東西，真的是很對不起。”
伯伯一直在道歉，是那種發自内心，很真摯的道歉。
我看著一直在道歉的伯伯，心裏很難過。

這整件事情真的不是他的錯。
如果我們能夠早點為他動手術的話，那怎麽會需要禁食那麽久的時間？
如果沒有禁食那麽久的話，他又怎麽會胃痛？
他不胃痛的話，他就不會偷吃東西。
他不偷吃東西的話，護士就不會罵他，醫生也不會認爲他是不聽話的病人。
他爲了一個不算是他的錯的錯，而做出如此真摯的道歉，我身爲醫院的一分子，感到十分的愧疚。
我也向他道歉，為我們醫院一直在拖延他的手術而道歉。

對於這些一直不能動手術的病人，我一直都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嚴格説來誰都沒有錯，麻醉科沒有錯，我們沒有錯，病人也沒有錯。
要怪就怪院方耗資那麽多錢建了富麗堂皇的醫療大樓，大樓裏的手術室卻因爲技術問題遲遲不能啓用。結果偌大的手術室就擺在那裏，快一年了，什麽時候能夠開始運作仍沒有消息。
 我在外科的時候看過我的上司因爲拖了病人好久的手術而十分真摯的道歉， 也許因爲如此，每次我去向病人解釋爲何必須延後他們的手術的時候，我也都會很誠懇的道歉。
因爲這真的是院方的問題。

在我們互相道歉聲中，伯伯忽然說：“醫生，我要回家。”在這個時候，他才擡起頭來，看著我。
我愣了一下，說：“你的腳……”
伯伯說：“我不想治了。”
我說：“伯伯，你的腳不是不能治……”話未說完，伯伯打斷我說：“我知道，我不想治了，讓我回家吧。”
我開口正想説話，伯伯說：“我已經給我兒子打電話了，他等一下就回過來接我回家。你就讓我回家吧。”語氣中滿滿的盡是堅定，沒有商量的餘地。
我看著他，那蒼老的臉上有的是落寞、和士氣低落的樣子。
我忽然想起那一天，他開心點頭地說：“一定，一定！我可以出院了嗎？”時的樣子。

一樣的地方，一樣的病人，不一樣的神情。

我說：“我不能做決定，我請我的上司來，你來告訴他，好不好？”

到最後，伯伯回家了。
我不知道他的腳最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但是我更擔心的是他這個人。
他離開前的那個樣子就像是已經放棄生命的人，感受不到絲毫的生氣。

我什麽都不能做，只能為他祈禱，希望他能夠振作起來。
因爲生命很美好，所以要好好活下去。

門内門外

不久前，病房裏有兩個孩子。
第一個是我在一年前所寫的《botak》裏所提到的孩子。
時隔一年，Botak的頭上已不再是寸草不生，但仍是龍精虎猛的，整天在病房裏跑來跑去，大聲喧嘩。

第二個孩子是個馬來小孩，在騎腳踏車時被車撞倒，傷到了頭腦。
在新山中央醫院神經外科結束治療后，他被轉到我們醫院來繼續觀察。
我在看這孩子的時候，他仍是神志不清，整個人懵懵懂懂的，不斷的掙扎著要起身，逼得我們不得不將他的手腳給束縛著。

馬來小孩的父母都是啞巴，媽媽每天除了為孩子擦身、吸痰、餵食之外，就是坐在一旁望著窗子。
她說不了話，她只會手語。沒有人知道她究竟想表達些什麽。
就連要一瓶熱水，她也得和護士比手划腳個老半天，才能得償所願。
她有時會怔怔地看著睡着的孩子發愣， 然後看著看著，自己就開始打起盹兒來。
午後的陽光自窗花閒的縫隙灑進來，將媽媽那在打瞌睡的身影在地上托拽得長長的，更凸顯了她的疲憊與孤獨。
孩子的一聲咳嗽，常常就將媽媽嚇得像一只驚弓之鳥，把她從睡夢中驚醒，沖到孩子的身邊去拍胸、抽痰。

那一天下午，我要走出病房的時候，看到這啞巴媽媽站在一閒隔離病房門口，透過門上的玻璃看著房内的情況。
那是Botak的房間。
那時的他正拿著本來屬於病房的手電筒，在房間裏跳上跳下；而他的媽媽則手上拿著一只碗，追在他身後要他吃飯。
母子倆在病房内追逐著，卻都沒發現到門外站著一個人。
門内、門外，就像是兩個世界。

啞巴媽媽看了半晌，突然閒，她的嘴角微微揚起。
一個微笑在她的臉上綻放開來，像花一樣，在陽光的襯托下更顯嬌艷。
她爲什麽笑？
是因爲看到botak活蹦亂跳，被他逗趣的動作給逗笑了嗎？
還是想到了她孩子在發生意外之前，類似的情景也每天發生在她和她的孩子身上？
她是不是在那個時候特別羡慕別的媽媽都有個活潑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卻得躺在床上，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夠再站起來，再叫她一聲媽媽？

但是她不知道爲什麽Botak要住在隔離病房。
她不知道botak患有血癌。
她不知道botak的媽媽的恐懼，其實並不比她少多少。
Botak的媽媽每天在擔驚受怕，不知道botak的情況什麽時候會突然惡化，然後就在她面前倒下，再也起不來。
對她和botak來説，每過一天，就是賺到一天。
明天是奢侈，未來根本就是遙不可及。
其他人可以計劃下個星期要做什麽，下個月要做什麽，明年要做什麽，但是也許對botak的媽媽來説，她最長久的計劃，只到明天。

Botak的媽媽也許反而羡慕啞巴媽媽。
畢竟孩子雖然現狀不佳，但是至少性命無憂，她不用每天擔驚受怕，害怕每天早上睜開眼睛，孩子就會忽然不見。
她或許願意讓botak和啞巴媽媽的孩子對調情況，只要孩子能夠陪她到老，她願意無時無刻地守護在床邊。
就算孩子不能叫她媽媽也無所謂，她看著孩子的臉，看見孩子的胸口仍在起伏，她就已經心滿意足。

我們常常看見自己的不足，羡慕別人所擁有的，卻忘了看看自己究竟有多麽幸福。
當我們羡慕著別人腳上那美麗的鞋子的時候，卻忘了有些人連腳都沒有。
當我們懊惱著薪水不夠，沒有辦法買新衣、上餐館吃飯的時候，我們卻忘了好多人窮得連生了病都不敢來看醫生。
就像前天在病房裏的一個直腸癌病人，因爲需要來回新山的關係，他沒辦法負擔費用，所以只做了一次的電療。
在這樣的病人面前，我們憑什麽喊窮？
我們憑什麽怨天尤人？
讓我們學會惜福，學會感恩。

那個下午，世界仍在轉動。
但是隔離病房前，門内、門外，卻是兩個世界。 

小女孩和爸爸

有一个小女孩，三岁。
女孩早上九点的时候从两米高的椅子上跌了下来，之后虽然行动如常，能玩能跳，但是在中午当婆婆要叫她吃饭时，却发现她不省人事。
家人把小女孩带来医院并进行了脑部扫描后，我们发现小女孩的脑内有一块蛮大的血块。

我们马上和新山中央医院的神经外科联系，并安排将小女孩送往新山中央医院的事宜。
在急诊部忙着处理救伤车的安排的时候，我走出了急诊室，告知家人小女孩需要送往新山的事情。
在这之前我的同事告诉过我小女孩的父母都在智力上有缺陷。妈妈患有唐氏综合症，爸爸的智商则不清楚有多低，但是至少能够明白我们所说的东西。
在见到爸爸的时候，一眼望去得确能够察觉他和普通人有些不同，虽然不至于到残缺，但是看得出来反应会比一般人来得慢。
和爸爸一起来的还有小女孩的婆婆叔叔阿姨等等的亲戚，我在和大家大概解释情况之后，婆婆说他们会先启程前往新山中央医院，而爸爸则会跟着我们乘搭救伤车随后跟上。
我让爸爸到急诊部的柜台去处理家属登上救伤车的程序后，便回到急诊室去查看小女孩的情况。

过了不久，爸爸推开了急诊室的大门走了进来，背着一个大背包，向我走来问道：“等下去新山的救伤车是哪一辆？”
我道：“我不清楚诶，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准备好了之后就会通知你。”
爸爸说：“噢你也不知道啊，那好那好。呵呵呵。”
说罢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然后背着大背包走出了急诊室。

当下，我被爸爸那个笑容给打动了。
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成年人脸上看到那么纯真的笑容的关系，爸爸的那个笑容，在我心上狠狠地碰了一下。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脸上的笑容，多多少少都会带有虚伪的味道。
只有不经人情世故，世界如同一张白纸一样的孩子，脸上的笑才会像泉水一样，毫无杂质。
所以当我在一个成年人脸上看见同样的笑容的时候，那种震撼是很强大的。

后来，我们一行人抵达新山中央医院时，小女孩的亲戚们都已经在急诊部门口等候了。
我们将小女孩推入急诊室，并请家属在外等候。
在等着神经外科医生来看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的婆婆和叔叔走了进来。
婆婆一边喃喃祈祷，一边将手上的平安符放在小女孩的头边，然后不停的对小女孩说：“妹妹不要怕，医生来救你了。你快快醒来，跟我们回家。”
叔叔接着问了些有关小女孩的情况的问题后，便带着婆婆走出了急诊室。

我从急诊室大门的隙缝间看见了小女孩的亲属们站在外头，以小女孩的叔叔为中心围成了一圈，似乎在讨论着小女孩的情况。
而小女孩的爸爸，则站在那圈子外头。

他那矮小的身躯，背着一个大背包，站在人群之外，就像是一个外人一般，无情地被排除在外。
他安静的站在一旁，时不时地拿下背包，整理里头的东西，然后再背起来。
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学生在等着校车来到的时候，一直担心是不是忘了带课本还是铅笔盒而不断的检查着自己的书包一样。

对小女孩的亲属来说，他的存在，就像是路边的树木一样。
一点都不重要。
风吹过，树叶摇摆，沙沙作响，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就好像小女孩的爸爸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真的知道他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这些围成一圈在侃侃而谈的亲属们，完全忘了他们所担心的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是他们所忽略的这个男子所赋予的。

我很不开心。
且不说爸爸的智商有多低，他是小女孩的父亲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他有资格和大家站在一起，参与整个事件的讨论。
不管他会不会提出意见，不管他提出的意见有多么愚蠢多么可笑，但是我认为这是尊重他身为孩子的父亲的一种表现。
把他这样晾在一旁，我觉得很不人道。
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为你们家族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能够扔在一旁的机器。

神经外科医生看过了小女孩之后，决定要进行紧急手术，将脑内的淤血取出来。
她出去请家属进来签署手术同意书，并陪着小女孩前往手术室的时候，进来的仍是婆婆和叔叔。
在将小女孩推往手术室的途中，我忍不住问婆婆道：“妹妹的爸爸在哪里？”
婆婆说：“他的爸爸什么都不懂，我们让他留在外面。”
我本来想让婆婆把爸爸叫来，陪着小女孩一起前往手术室，但是想到神经外科医生都没说什么，我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我想到那时我妈被推往手术室的时候，他的身边只有我爸一个人。
而当我知道我没能在我妈进手术室前见到她的时候，我那种惶恐的心情。
我当时在想：
爸爸究竟知不知道妹妹要动一个大手术？
爸爸究竟知不知道手术过后，妹妹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长大？
爸爸究竟知不知道手术过后，妹妹可能都没有办法再叫他爸爸了？

爸爸究竟想不想在妹妹被推进手术室前，和她说说话？
妹妹想不想在进手术室前，听听爸爸和她说加油，病好后再带她出去玩？
他们会不会想在面对那么大的挑战之前，互相握一下对方的手，做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小的秘密约定？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随着手术室的门关上，一切的疑问已经没有意义。

在离开新山中央医院之前，我本来打算找爸爸，好好地和他说说话。
但是却找不到他的踪影。

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多，我坐在漆黑的救伤车里，想睡却睡不着。
爸爸憨厚的笑容，和那背着大背包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

那个晚上，除了街灯的昏黄，我看不见月亮。

好好休息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兼朋友的父亲，因为末期癌症的关系，住进了我们的病房。
因为癌症扩散到肺部的原因，伯父的呼吸很困难。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说如果出院的话，伯父需要一架氧气机，提供他所需要的氧气。
那时我们都以为伯父顶多在医院待个两三天，等情况好转后，就能出院了。
这是里说的我们,是指医生,病人和家属。

后来,我们发现那肺里的肿瘤造成肺积水，导致伯父的呼吸越来越辛苦。
和家属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将水抽出来，舒缓伯父的呼吸。

我朋友问我，说伯父的情况怎样。
我说，很不乐观。
他说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请假来陪伯父。
我说，我们不知道伯父还能撑多久，能陪的时候，就尽量陪他。

隔天傍晚，伯父的血氧浓度开始不平稳起来，一直偏离正常人的95%或以上，游离在80-90%之间。
那天是我oncall，搞东搞西之后，好不容易才将血氧浓度拉到88-92%。
我对我朋友说，伯父的情况不是很好，有谁想来看伯父的话，就让他们来看。

我的朋友说，他很辛苦。
明明就很怕、很不知所措，可是还得每天强颜欢笑。
就只为了不让父亲担心。

我说，我懂。

探病时间一到，教会的长老就和一群教友过来，看望伯父。
长老站在伯父身边，低下头来，开始祷告。
所有来探望伯父的人也都低下了头，一起祷告。
我摘下了挂在脖子上的听筒，悄悄的站在人群中，一起低头。

在祷告声中， 我觉得我之前为了要将伯父的情况稳定下来时的不安和焦躁渐渐消失，就像是一块大石头被人从心头处移走。
我抬头，看见我的朋友双眼紧闭，像是紧紧地抓着上帝的手说：主啊，求你按手在我父亲的身上，带走他的痛苦。
那情景，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过。
我的鼻头，酸酸的，视线也模糊起来。

傍晚五点半，我对我朋友说，我会先回去，晚上十点再回来继续值班，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临走前，我还叮嘱同事，说如果伯父不行的话，就通知我。
不管当时是几点，我都会赶过来。

一直到晚上十点，我再次回到医院的时候，都没事发生。
凌晨两点多，伯父忽然失去意识，不管怎么叫，都没有回应。

我将家属请了出去，拉上了帘子，发现伯父的心跳还在、呼吸还在、血氧浓度和心率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只是血压一直在掉。
我拉开了帘子，对我朋友说，伯父的情况很不妙，快点把家人都叫来比较好。

清晨三点多，家里的人都赶来了。
我让他们和伯父说说话，拉拉他的手，给他打一打气。
伯母拉着伯父的手，抽泣着在他耳边说了会儿话之后，便再也说不下去，躲在一边捂着嘴哭。

我的朋友和弟弟二人一左一右，抱着伯父的头不断地说，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担心。

我的朋友轻轻地摸着伯父的脸颊，轻声地说：
爸，觉得辛苦的话，就好好休息。
不要硬撑。
累的话，就好好地睡。
你辛苦了一辈子，好好休息吧。

站在一旁观察着伯父生命迹象的我，霎时崩溃，眼泪滴落。

家人说完话之后，伯父忽然又动了起来，可是还是昏昏沉沉的样子。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家看生命迹象都还算稳定后，便决定留下弟弟陪着伯父，其他人先回去休息。

清晨时分，伯父的情况急转直下，心跳突然停止，血压骤降，血氧浓度没有办法被侦测到。
七点零五分， 正式宣布死亡。

当时在场的只有弟弟一个人。

护士在清理遗体的时候，我特别叮嘱他们先别将伯父包起来。
至少让家人见伯父最后一面。

那时我正在巡房，巡完房，想找我朋友说些节哀顺便之类的话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说，红着眼眶就直走了过来。
然后紧紧的拥抱着我。
我把那些已经在喉头的话咽了回去，拍了拍他的背，只说了一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怕他没听进去，我转头对他的太太再说了一次。

我看着朋友离开病房，走向太平间的背影，似乎看见伯父就站在不远处，也在眺望着那对他来说极其熟悉的背影。
然后在微笑着。

走了

我记得以前年纪还小的时候，每次回到昔加末去，都会看到阿公坐在客厅的躺椅上，眯着眼睛睡觉，不然就是拉一把藤椅坐在门旁，点一支烟，看着门外的街景。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他会转过头来问我和我妹：啊……你们要不要吃雪糕？
接着他就一边一个的，带着我和我妹慢慢走到附近的杂货店去买雪糕。

那时的我们好小，还得踮着脚，才能够着雪柜里的雪糕。
挑了雪糕，还了钱，我们再慢慢地走回去。
那夕阳总将我们仨的影子在那新村被黄泥渲染的柏油路上拉得长长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昔加末的记忆就只是那段从家里到杂货店的距离。
我忘了一路上阿公有没有和我们说话，只记得那时的我对阿公只有两个印象：
高和雪糕。

后来我们长大了，阿公再也不问我们要不要吃雪糕。
他会在我们附近坐下，然后问：读书忙不忙？辛不辛苦？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关心。
因为他的乡音颇重，我们不是听得很懂，所以常常就三言两语结束了对话。

然后他就会再拉过藤椅，坐到门边，开始抽烟。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我记得每次我回去的时候，他看到我和我妹的时候总会很大声地叫我们的名。
可是他总把我的名字叫错，总是大声地叫：Peng Li!（应该是PengJi）。
就这样叫了二十六年。

一直这样过了二十多年，直到去年，阿公开始申诉他的脚肿，走路很辛苦。
那时我们带他去让医生检查，除了发现他的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偏低之外，都找不到其它的问题。
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小问题，我们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可以在一起。
或者说，我们一直都以为阿公会在那里，永远都不会离开。

今年年初二的时候，阿公和我坐在客厅里。
他突然问我：“我还可以活多久？”
我一整个傻掉。
大过年的，这是什么问题？
我便草草地带过。
阿公说：“我知道，我剩的时间不多。”

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他被脚肿的问题困扰太久而产生的感觉，
却没想到，也许，那时的他正在预言些什么。

一个月前，老爸通知我，说阿公在家里觉得全身乏力，还有肛门出血以及其它的一些症状。
我觉得事情不妙，立刻让他将阿公送到医院去。
当时我才刚加入内科，还在tagging，照例应该工作到晚上十点。
我和负责的MO要求提早离开之后，就紧跟在我爸他们之后赶上昔加末。

到了医院的时候，时间已近午夜。
我急急走在医院的长廊上，转进了我阿公所在的病房。
我看他躺在病床上，一脸苍白，双眼闭着，一副正在睡觉的样子。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他转醒过后看到我，笑着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说：“爸爸说你不舒服，我就上来看你。”
阿公说：“真是乖孙。阿公常常想和你谈话，可是你都没空。”
我心头一紧，笑道：“是啊，工作很忙。”
阿公说：“你工作还不会会很压力？你要放轻松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头，说：“嗯，我知道。”

后来因为隔天要工作的关系，我待了一下子就离开了。
那时的我不知道，那也许是阿公最后一次知道他口中的乖孙来看他了。

后来阿公因为贫血的关系，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
我到昔加末好几回去看他，只觉得他越来越憔悴，而且总是迷迷糊糊的，一直在睡觉。
照顾他的姑姑说阿公晚上的时候总是睡不好，我也不以为意。

一个星期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收到了老妈的简讯：
阿公走了。睡梦中走的。

我立刻请了事假，赶上昔加末。

到了昔加末，从远处就已经看见在阿公家外头设起了灵堂。
我走进客厅，看见殡仪馆的人刚刚将阿公打理好，将他放进棺材。
阿公打着领结，穿着西装外套。
我从来没有看他这么打扮过。
他的脸很安详。
就好像睡着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走近，眼泪落下。

我通知我妹。
在电话另一端的她说，她刚刚在睡午觉的时候，就梦见阿公走了。
是不是阿公去通知她的，没有人知道。
她在两百公里外的蕉赖，哭得很惨。

两天后，阿公出殡了。
在封棺前，爸爸和众姑姑叔叔们在那边喊：“爸，起来咯！”的时候，我的泪再次滑落。
阿公不会再起来了，不管我们怎么叫，他不会再起来了。
在阿公下葬的时候，随着第一把黄土洒在他的棺木上，我们今后就只能通过照片来和他见面。
也许，在梦里也会有相遇的机会。

回家的时候，我经过了当年阿公带着我们走去买雪糕的那条路。
赫然发现，当年觉得那么长的一段路，如今似乎没几步就已经走完了。
我们长大了，而阿公走了。

一阵风掠过，一片叶被吹落。
落在我的车镜上。

我還可以有寶寶嗎？

那一個晚上，時間大概七點多。
護士對我說：“醫生，這個病人是越南人，聼不懂馬來文。”
我“哦。”了一聲，心下不以爲意。
在婦產科待了兩個多星期，至少看過了五個遠嫁到馬來西亞的越南女子，多一個也不稀奇。
我走進問診閒，看見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女子躺在床上。
眉宇閒的輪廓讓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典型的越南女生的樣子。
她的雙唇緊閉，眉閒微皺。
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我坐了下來，用中文問了幾個問題后，卻發現她對中文的理解能力並不深，不能夠了解我的問題。
我想她既是嫁到本地來的，丈夫應該是本地人，且不論是華人還是馬來人，總之和她交流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既然她不能夠明白我的問題，就只好請她丈夫來幫忙了，便對站在一旁的護士說：“請她的丈夫進來。”
過了不久，護士帶著一個男人進來，苦笑著說：“醫生，她的丈夫也是越南人。”

我愣了一下，望向站在護士身後的男子。
只見他穿著一件格子襯衫，一條土褐色長褲，和一雙夾腳拖鞋。
我對他笑了一笑，他也笑了一下，但臉上的笑容靦腆中帶著些許驚恐。

他不會說中文，可是馬來文挺溜，於是我請他做翻譯員，替我問關於他太太的情況。
他說，他太太已經兩個月沒有來紅，他們便到私人診所去做檢查。
一驗之下發現太太已經懷孕。
在知道她懷孕了之後，他的太太仍繼續服用著一些她從越南帶來的傳統藥物，一直到幾天前他的太太的陰部開始出血，他們便到私人診所去做檢查。
他說，私人診所的醫生接著讓他立刻到醫院去針對他太太的情況尋求更專業的意見。

我再問了一些更詳細的問題之後，便請他到外頭等候。
我坐在桌子前，想著這會不會是一個墮胎事件的時候，那女子的頭從簾子后探了出來，輕聲叫道：“醫……醫生。”
我擡起頭看著她，她用蹩腳的中文輕輕地、顫抖著問道：“我……我還可以有寶寶嗎？”
她那一直以來緊緊鎖在眼眶裏的驚恐和不安，終于在這個時候潰隄，化成兩行清淚，順著雙頰淌了下來，滴在褲子上。
我走到她的身邊，坐了下來，問她：“你想要有寶寶？”
她點點頭，不停地拭淚。

我說：“那你爲什麽要吃葯？”
她說，她以爲那些葯是用來保健用的，她不知道那些葯會造成這樣的後果。
她又接著問：“我是不是不能再有寶寶了？”話音甫落，好不容易止住的淚又流了下來。
我問：“是誰這麽告訴你的？”
她說，她的同鄉都那麽說。
她的惶恐，在此時完全的宣洩。

我在寫著病歷的時候，她輕輕地說他們夫妻倆打從早上開始，就在各個醫院跑來跑去，可是這些收費都很昂貴，最便宜的都要價800令吉。
她看著地面，苦笑著說：“我們工作，哪裏找800令吉來看病？”
我不能說我明白她的心情，只能微笑帶過。

後來做過超聲波掃描后，確定她是過期流產。
治療方針有兩种：要不動手術將死胎取出來，不然就是病人可以先回家，等死胎自己被排出体外。但是如果過了三個星期后死胎仍然還沒被排出，我們就必需幫忙將死胎取出來。
夫妻二人一來一囘地討論著，時不時看見做丈夫的眉頭緊皺，而太太則拍拍他的手。
到最後丈夫說：“我們不要動手術，可是可不可以給我們病假單？”
我的MO說：“沒有問題，我可以給她一個星期的病假，讓她好好休息。”
丈夫搖頭，說：“不可以，如果她拿太多天病假的話，她的老闆會罵的。她只要一天。”
對這些在異鄉為生活努力打拼的人來説，基本人權已經不重要，能不能夠保住手上那脆弱無比的飯碗纔是重點。

十點多的時候，我推開病房大門準備回家，看見那丈夫站在自動販賣機前，手中握著零錢，似乎在猶豫著什麽。
當他將硬幣投下，按下了其中一個按鈕，出來的是一杯冷飲的時候，他臉上是滿滿的焦躁，很明顯的他要的是熱飲。
一個年輕印度女子似乎也將他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裏，在他轉身要離開的時候趨向前去，將幾個銅板塞進他手裏，教他怎樣操作機器。

我走到醫院門口處，看見那越南女子倚著柱子，雙臂環抱，在略嫌刺骨的晚風中等待著丈夫的到來。
我忽然想起那男子那焦躁的神情，看著眼前這個似乎在受凍的女子，我明白了那杯熱飲是為誰而買的。

打卡離開的時候，我似乎能夠看見這個情景：
那丈夫小心翼翼的捧著好不容易才買到的熱咖啡，來到妻子面前，溫柔地遞給她。
妻子輕啜一口咖啡，看著丈夫，微微一笑。
看著妻子的笑臉，丈夫緊綳著一整天的臉，也綻開了笑容。
在街燈的照耀下，兩條身影背著光，騎著腳踏車慢慢地回家去。

他們似乎在說：
兩個人，雖然身處在一個大家說著自己一點都聼不懂的語言的地方，但是只要心緊緊地連在一起，兩個人的手緊握著，就有繼續向前走的勇氣。

看不見，聼不到

前幾天有一個六個月大的孩子入院，由於還沒找到適合的床位，我必須捧著病歷夾站在走道上詢問病歷。
問到孩子的成長情況的時候，我問媽媽：“寶寶現在拿小樣的物品是一把抓起來，還是用兩只手指撿起來？”
年僅十九嵗的媽媽說：“這個有點奇怪誒，寶寶好像都不能夠專注在我們給他的物品上。我們每次遞東西給他他都不看，更別説是伸手去拿了。”
在一旁的爸爸打著哈哈説道：“可能是孩子發展的比較慢點吧，哈哈！”

我聼了卻有一道冷汗順著我的背脊流了下去。
一般上孩子在六個月大的時候至少都能夠伸手抓東西，可是這個孩子不但不能，就連看東西似乎都有問題。
我稍稍作了一些檢查，發現孩子的眼神飄來飄去的，完全無法聚焦，而且就算是在他的眼前拍手什麽的，他的眼睛也眨都不眨。
一般上懷疑視力有問題的話，我們都得對聽力也作出檢查，結果檢查后發現孩子似乎也不能聽見。
不管是一串鑰匙晃動著造成的聲響，抑或是在耳邊的拍掌聲，都無法引起孩子的注意力。

我不敢對父母說些什麽，畢竟還沒經過正式的檢驗，不能夠一口斷定說孩子有視聽方面的問題，而且就算真的是有問題的話，我也不確定是由我還是我的上司來告訴父母這個坏消息。
我將病歷夾合起來之後，媽媽昂起頭來問我：“醫生，我的孩子有什麽問題嗎？”

我微笑道：“我現在還不能夠說些什麽，要等遲點我的上司來看過之後，再看情況怎樣。”
臉上的微笑和心裏的苦澀是完全的矛盾。

這個時候護士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床位，我看媽媽讓孩子躺在床上，一邊逗著他，一邊幫他換尿片。
而孩子一直看東看西的，對媽媽的逗弄完全沒有反應。

我知道，孩子也許根本就沒有看過自己的父母的樣子，也沒有聽見過自己父母的聲音。
但媽媽不知道。

匆匆一個月

看見銀行戶口裏的存款忽然閒多了不少，赫然發現，我已經工作一個月了。
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如今已經勉強能夠習慣工作環境，一個月的時間，其實過得真的很快。

前天開始，我們的老闆巡房時像大放送般的，拼命的讓病人出院回家，好讓他們能夠回鄉過年。
巡著巡著，來到了一個病人的床前，老闆停下了腳步。
那是個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兩嵗大孩子，不久前才被診斷出患有血癌，可是父母親拒絕進行化療，只願意接受輸血。
這次孩子進院是因爲肺炎的關係，從入院開始就一直在發燒，就算是開了抗生素還是退不了。
後來老闆換了另一種更強的抗生素，才成功的將溫度控制下來。

老闆聼過了彙報之後，説照理應該讓孩子完成一個療程的抗生素后才能夠回家，而如今還有幾天，孩子才能夠完成整個療程。
如果等到孩子完成療程的話，開齋節已經開始了，這也意味著孩子必須在醫院裏過開齋節。

老闆尋思了好一會兒，決定給孩子也算是強，但是稍弱的高劑量抗生素，讓孩子回家服用。
她說，孩子也許沒有機會過明年的開齋節，所以就決定讓他回家，度過他也許是這一生中最後的一個開齋節。

躺在病床上的孩子看著手機裏播放的卡通片，忽然轉過頭來，向著老闆呵呵笑。
那笑容，純真的令人難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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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就想要當兒科醫生，因爲覺得孩子患的病大多數都是天生的，很無辜的就病倒了，不像是成人的病，大多是沒有好好照顧自己而患上的。
另一方面我自己知道我凡是需要動手的事情都不會做得很好，所以從來沒有想過要往外科的方向走。
可是在這裡待了一個月后，當兒科醫生的意願開始搖晃得厲害。

我們這裡的規則是實習醫生如果為孩子抽血抽了兩次都失敗的話，就必須通知MO，讓他們來出手。
我每次看到那些孩子白白胖胖的手擺在我面前，卻死都找不到血管的時候，我額頭上豆大的汗珠就會開始滴下來。
可是每次看到MO，或是學長姐們一出手，那紅色的血就會不知道從哪裏滴出來的時候，我那種既欽佩又慚愧的感覺就會像火山爆發般的亂噴。

如果我要當兒科醫生的話，我必須在兒科當一兩年的MO，
以我這麽菜的技術來看的話，以後如果我的實習醫生跑來告訴我說他們沒有辦法抽到血，請我幫忙的時候，我總不能跟他們說：“我也不會抽，你們去找別的MO。”吧？

我曾經為這件事情感到十分懊惱，但是卻又無能爲力。
它不像是知識上的缺乏，只要死讀就行，它是需要經驗和實際操作上的累積才能夠進步。
我曾經問過我的MO，要怎樣提高我的技術，她說：“練習。”
我當然知道要練習，但是總不能要我有事沒事就去抓寶寶來扎針吧？

目前，正在搖搖擺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