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禍

那天是星期六，我oncall。

從晚上十二點開始，到隔天的早上七點爲止，共有七個病人入院。
七個病人中，有五個是因爲車禍而導致腦震蕩，需要留院觀察。
這五個人有幾個共同點：
1。 摩托車騎士
2。 沒戴頭盔
3。 都是在鄉間小路發生意外

這五個病人當中，只有一個年滿十七嵗，其餘的都未到法定的駕駛摩托車的合法年齡。
年紀最小的僅僅十三嵗。

我很不爽。
非常不爽。

且不說這些人目無法紀，未成年不戴頭盔騎著摩托車四處亂跑被車撞后才三更半夜入院來麻煩別人，我不爽的是這些人直接性的危害到了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
你覺得生命苦短活得不耐煩想早日升天我真的管不着，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萬一因爲你的緣故，使得其他人在你造成的車禍中受傷，甚至是喪命的話，誰來負責？
你說你要負責的話，你拿什麽來負責？
你能拿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嗎？
你能拿別人的父母來儅自己的父母嗎？
就算你能，人家要不要？

將心比心，有一天晚上你爸爸好好的騎著摩托車出門，說要買宵夜回來給你們吃。
結果兩個小時過去了，宵夜沒等到，等到的是你爸爸被一個十三嵗的小子騎著摩托車撞倒，跌進水溝，頭部受到嚴重創傷，當場死亡的消息。
如果你能夠對這罪魁禍首笑著說出：“沒關係，孰能無過？下次小心點，我們一家以後就靠你了。”這樣的話，我當場給你下跪。
你已經不是人了，是神。

我當場對其中一個病人的父母說：“你的孩子出車禍，不單單是他自己的錯，你們也有責任。你們不看好孩子，讓他們那麽小就騎著摩托車亂晃，現在出了車禍，不但保險沒有得索償，如果被撞的一方有什麽三長兩短的話可不是賠錢了事那麽簡單。”
很多人會說孩子只是在鄉間小路上跑，沒有什麽問題，但是我覺得鄉間的道路狀況纔是糟糕。
去過鄉區的人都知道大多數的鄉區道路都是坑坑洞洞的，而且到了晚上又沒有路燈，這種情況下騎摩托車不容易出意外的話我的頭給你。

有人也許覺得我這麽對病人家屬説話很不應該，而且隨時都有被投訴的危險。
但是我覺得應該說的話就得說，好過哪一天他的孩子又騎著摩托車出去晃的時候被車子撞倒了，救不回來，他們才來哭天搶地怨天尤人。
到時後悔也太遲了。

要投訴的話，就儘管去吧。
讓那見鬼的投訴見鬼去。

發洩文

注：以下純粹是發洩文

午飯時間的時候，我的MO打了通電話過來：“誒，到急診部來，老闆在看case。”
我一邊往急診部的方向走去，一邊納悶著究竟是什麽病需要到我們老闆親自下到急診部去看。

到了急診室的時候，發現不只内科的老闆在，就連急診部的老闆也在場。
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個病人是本地官員，職位大小我也不清楚，不過照來探病的人數來看的話，官職應該不會太大才對。

經過一連串的檢查之後，我們診斷這個病人為心臟病發作以及糖尿病酮酸中毒(DKA)。
有鑒于他的心臟病情甚是嚴重，我們打算將他送到新山中央醫院去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在和新山方面的心臟專科討論過後，他們願意接收病人，但病人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畢竟他的情況不甚穩定，到新山的路上什麽事都可能會發生。

我的MO打算和病人的妻子討論看看，如果他的妻子同意的話，我們就能馬上將病人送往新山中央醫院。
左顧右盼之下，沒有發現到病人的妻子，反而是幾個朋友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忙進忙出。
我的MO請病人的朋友通知他的太太，希望能和她談一談病人的情況的時候，我們醫院的Matron屁顛屁顛地跑了過來，說：“醫生啊，病人的太太很累，沒有辦法走動，現在在樓上的房裏休息。”

我瞪大了眼睛，心想我工作了快一年，從來沒有看過哪一個病人的家屬曾經因爲覺得疲倦而能夠有這樣的待遇，有一閒房間來休養生息。
如果是一般的家屬，就算你是背著病人跑了二十公里的路來到醫院，累得滿頭大汗喘息連連，一付隨時都可能倒下去的樣子的話，院方也許只會指著外頭的椅子讓你坐下來，心情好的話也許會告訴你最靠近的飲料販賣機在哪裏。
然後在背後笑你蠢，爲什麽不叫救傷車。
想要有安靜的房間、舒適的沙發休息，等下輩子吧。

我的MO說：“可是我們必須讓她知道現在的情況，並且需要她來做決定是否要將病人送到新山去。”
身穿深藍色制服的Matron思索了一下，不急不徐地說：“要不醫生你們上去，到房間去和她說說？”
我說院長有這樣的Matron還真的是絕配，都是一群把自家的醫護人員當狗來踩，把病人當神來拜的極品，相信一定可以合作愉快。
區區一個芝麻官的家屬就要我們用這樣的規格來對待，那如果是更大一點的官員進院來的話，我們豈不是要三拜九叩，一路從樓下跪爬到樓上去，親吻家屬的腳趾之後大呼三聲千嵗才能夠説話？
我的MO根本不吃這一套，一句：“我必須在這裡留意病人狀況。”就堵住了matron的嘴。

我對病人並沒有意見，我看不過眼的是醫院的態度。
我明白身為公務員這些病人有資格接受比較好的待遇，畢竟這是他們的福利。
但這件事情很明顯的已經不是政府提供給公務員的福利，而是奉承拍馬的作秀之擧。
一個進了醫院卻連媒體都懶得來訪問的小小地方官，院方有沒有必要拍馬屁拍到這麽明顯？
如果真有什麽達官貴人不小心入住醫院了，院方是不是要封鎖醫院，將病房清空，以避免這些大人物受到打擾？
醫院是一個服務大衆的地方，不是爲了一小撮的人而存在。

如果院方能夠因為一個小小官員的太太感到“疲倦”而特別準備一閒房間的話，那下一次有病人的家屬在探病時間來看病人，因爲病房太悶熱的關係而昏倒的時候，你就更應該提供一閒房間供他們休息。
畢竟這是遠方的錯所造成的，責無旁貸。
而這樣的事情，常常都會在病房裏看到。

晚上我走向加護病房的時候，看見病人太太休息的房間的燈還亮著。
我心頭有氣，快步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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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替病人抽血的時候，我找了好久，都沒有辦法在病人手上找到漂亮的血管。
我一邊在她手上抹上酒精一邊說：“對不起啊阿嫲，可能會有點痛，忍一忍啊。”
阿嫲呵呵笑說：“不用緊啦醫生，你們醫生做的一定是對我們病人好的，你做就是了。”

在被感動得亂七八糟的同時，阿嫲的這句話狠狠地在我臉上甩了一巴掌。
我們所作的，是不是真的是對病人好？
我們DNR病人的時候，是真的從病人的出發點來看，還是只是因爲我們想讓我們自己的日子好過一些？

我們在批評大衆對醫生不再尊敬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有資格做出這樣的批評？
我們身為醫生的所作所爲，是否承受得起那種尊敬？

我看過這樣一段文字：
“Just look at us. Everything is backwards. Everything is upside down.
Doctors destroy health,
lawyer destroys justice,
universities destroy knowledge,
government destroys freedom,
the major media destroys information,
and religion destroys spirituality.”

我們，是不是其中之一？

无知

病房里有一名男子，因为心脏衰竭的关系入院。
入院第一天人还好好的，能说能笑。
隔天早上，整个人忽然陷入昏迷，然后血氧浓度直坠。

我们进行插管之后，好不容易将血氧浓度拉起来了，却发现他的血压很不争气的跟着跌了下去。
给了强心剂之后，我们就等着血压回稳，然后准备将病人送去做CT扫描，看看他是不是中了风。

那天是我oncall，我很担心这个病人。
看着他的血压一直都徘徊在90/50之间，我的心情一直都很阴郁。
强心剂的剂量一再提高，血压却一点都没有要振作起来的迹象。

那时是傍晚时分，探访时间。
男子的亲属全都来了，将病房挤得水泄不通。
由于我们之前已经通知家属说男子的情况不是很稳定，随时都有可能恶化，所以当男子的亲属们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们心里的焦虑毫无保留的写在脸上。
几个人手上捧着可兰经，围着男子喃喃的祈祷着；有人跪在男子身边，眼眶泛泪地不断的在他耳边低语。
更多的人站在一旁，双眼直瞪着那躺在病床上，口里插着一条管子的男子。
也许他们在寻思着，什么时候，会轮到他们像这样的躺在床上，依赖着冷冰冰的机器，苟且延续自己的生命。
整个病房被一股低气压充斥。
如同外头已被夕阳撇弃，正在被黑暗笼罩的天空一般，一股深深的悲伤正张牙舞抓的侵袭着每一个人。

我因为要察看男子血压的关系，必须到床边去，但是由于来探访的人实在太多，我变成站在人群当中。
那时的天气很闷热，我早已卸下了白袍。身穿T恤牛仔裤的我站在一群人中间，一点都不突兀。
被那种悲伤围绕的时候，我其实感同身受。

那一种感觉，其实就和当天我看着阿公被收殓一样。
那是一种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不会再回来了的感觉。

病人的儿子发现我站在他们之中，赶紧走向前来，说：“医生，我发现我的父亲刚刚手脚有动了一下，是不是一个好转的迹象？”
我不想给他们飘渺的希望，只能苦笑着告诉他们说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我们不能够承诺任何东西。
儿子点了点头，走回到床边，紧握着病人的手。
紧紧地握着。

我看着那儿子的身影，心里突然有点羡慕他。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左手杀戮，右手治愈》里曾经说过：
我發現很多人在最無助的時候是當自己或自己所愛的人生病的時候。
因爲他們面對的是他們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們只能無助的吞下醫生喂給他們的資訊。
我希望我所擁有的知識，能夠在這個時候，為自己，為身邊的人帶來一點慰藉。

可是在经历过我阿公的事情之后，我才知道事情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为自己装备了医疗方面的知识，可是这不但无法让我在我阿公生病的时候派上用场，还使我看清了事实。
我阿公正在离我们远去的事实。
而我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束手无策的站在一边，看着他离开。
我空有医生的名号，却什么都不能做。
那种无力感让我感到很疲惫。

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至少还能抱持着一些些的希望。
希望我阿公会有痊愈的一天。
而不是像我当时那样的，心底深处知道我们所在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连那一丁点的希望都不敢有。

当事实是如此的丑陋的时候，
无知，有时真的是一种幸福。

惜福

那一天坐在门诊间里看诊的时候，我接过了护士递过来的病历卡，等着下个病人进来。

翻阅着病人的病历的时候，门诊间的门被打开了，一名年约五十的男子拄着拐杖缓缓地走了进来，然后在我身边坐下。
我问：“阿叔，你前几天没有来抽血吗？我们没有你的验血报告，没有办法看你的病情进展诶。”
男子说：“我忘了。”
半晌之后，又一脸阴郁地说道：“以前都抽了那么多血，都没有用，还不是不会好。”

我说：“话不是这么说，以前抽的血不能用在现在的诊断上。人的身体情况一直在变，所以我们才要一直抽血啊。”
男子挥了挥手，说：“不会好的，我现在这样生不如死，不会好的。”语气中尽是满满的沮丧。
我看他这个样子，无名火顿时大起，冷冷地道：“阿叔，你这样不算是生不如死。”
说着指着外头道：“你去看看那些躺在病床上、坐在轮椅上的病人，那些才叫做生不如死。你现在还能够靠拐杖自己来看医生，他们呢？他们连站起来都不能。”
男子沉默。

我让护士验了男子的血糖、又量了他的血压之后道：“阿叔，我们给你的药你有没有吃？”
男子摇了摇头，道：“我以为可以不用吃。”
我暗自叹了口气，道：“阿叔，你的血压和血糖都超标了，你再这样下去，你的肾迟早会坏。”
男子一脸沮丧道：“坏就坏啦，反正我也没救了。”
我不禁提高声量，道：“阿叔，你知不知道肾坏掉的话要洗肾？”
他摇头。
“你知不知道一个星期要洗三次肾？”
摇头。
“你知不知道每次要洗四个小时？”
摇头。
“你知不知道洗一次要150令吉？”
他眼睛睁大。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个月要洗掉2000令吉？”
眼睛睁得更大。
“你知不知道这样洗个几年你就可以买一辆Mercedes了？”
眼睛快掉出来了。
最后我靠在椅背上，问：“阿叔，你有钱来这样洗吗？”
他摇头。

我道：“阿叔，我们是在帮你。没有错，你现在是需要靠拐杖走路，可是至少通过复健也许有一天你能够将拐杖丢掉。但是找你这样自暴自弃来看的话，也许过不了一年，你就得开始洗肾了。”
看着他沉默的脸，我加了一句：“到时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我开着药单，说：“药你继续吃，下次我们再见的时候，我要看到你的血压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男子说：“一天要吃那么多药……”
我数了数，说：“阿叔，你一天才吃六种药。我给你看这个……”说着将药单簿翻到了前面我看过的一个病人，数了数之后道：“之前有一个人一天要吃十二种药，每天还要打两次针。你说，你一天吃六种药算得了什么？”
我顿了顿，道：“而且，这个病人今年才31岁，他还要靠导尿管来过日子。你说，谁比较可怜？”

我看着男子，道：“阿叔，你真的要感恩。”

看着男子离开门诊间的背影，发现其实不只阿叔一个人，很多人都忘了自己其实有多么的幸福，然后忘了感恩。
曾经在网路上看过这么一段文字：
如果你今天早上你起床时身体健康，没有疾病，那么你比其他几百万人更幸运，他们甚至看不到下周的太阳了；
如果你从来未尝过战争的危险、牢狱的孤独、 酷刑的折磨和饥饿的滋味，那么你的处境比其他5亿人更好；
如果你能随便进出教堂或寺庙而没有任何被暴行威胁和杀害的危险，那么你比其他30亿人更有运气； 
如果你的冰箱里有食物，身上有衣可穿，有房可住及有床可睡，那么你比世上75%的人更有富气；
如果你在银行里有存款，钱包里有票子，口袋里有零钱，那么你 属于世上8%最幸运的人；
如果你父母双全，没有离异，那么你的确是那种很稀有的地球人；
如果你读了这断文字，那么你刚刚得到了双重的祝神福，因为有人想到了你，而你并不属于那另外20亿文盲。

许多对我们来说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地球上另一个角落上的人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抱怨工作辛苦，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事业而在为前途感到担忧。
我们抱怨饭菜不好吃，可是有多少人得翻遍整个城市的垃圾桶才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抱怨床不好睡，可是有多少人得在天桥底下和野狗争那一席之地。
我们抱怨冷气不冷，可是有多少人在44度的温度下送了性命？

就像那时我在柬埔寨当义工时看到的一样：
老师因为薪水太低，必需时不时旷课去耕田、捕鱼，才能够养家糊口，导致孩子们能够上课的时间有限。
所以当有人到那边去教书的时候，不管多远，孩子们都愿意到学校去。
那种渴望学习的表情和心态，早已经在城市的孩子脸上消失贻尽。

我们有的太多，所以忘了珍惜。

走了

我记得以前年纪还小的时候，每次回到昔加末去，都会看到阿公坐在客厅的躺椅上，眯着眼睛睡觉，不然就是拉一把藤椅坐在门旁，点一支烟，看着门外的街景。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他会转过头来问我和我妹：啊……你们要不要吃雪糕？
接着他就一边一个的，带着我和我妹慢慢走到附近的杂货店去买雪糕。

那时的我们好小，还得踮着脚，才能够着雪柜里的雪糕。
挑了雪糕，还了钱，我们再慢慢地走回去。
那夕阳总将我们仨的影子在那新村被黄泥渲染的柏油路上拉得长长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昔加末的记忆就只是那段从家里到杂货店的距离。
我忘了一路上阿公有没有和我们说话，只记得那时的我对阿公只有两个印象：
高和雪糕。

后来我们长大了，阿公再也不问我们要不要吃雪糕。
他会在我们附近坐下，然后问：读书忙不忙？辛不辛苦？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关心。
因为他的乡音颇重，我们不是听得很懂，所以常常就三言两语结束了对话。

然后他就会再拉过藤椅，坐到门边，开始抽烟。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我记得每次我回去的时候，他看到我和我妹的时候总会很大声地叫我们的名。
可是他总把我的名字叫错，总是大声地叫：Peng Li!（应该是PengJi）。
就这样叫了二十六年。

一直这样过了二十多年，直到去年，阿公开始申诉他的脚肿，走路很辛苦。
那时我们带他去让医生检查，除了发现他的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偏低之外，都找不到其它的问题。
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小问题，我们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可以在一起。
或者说，我们一直都以为阿公会在那里，永远都不会离开。

今年年初二的时候，阿公和我坐在客厅里。
他突然问我：“我还可以活多久？”
我一整个傻掉。
大过年的，这是什么问题？
我便草草地带过。
阿公说：“我知道，我剩的时间不多。”

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他被脚肿的问题困扰太久而产生的感觉，
却没想到，也许，那时的他正在预言些什么。

一个月前，老爸通知我，说阿公在家里觉得全身乏力，还有肛门出血以及其它的一些症状。
我觉得事情不妙，立刻让他将阿公送到医院去。
当时我才刚加入内科，还在tagging，照例应该工作到晚上十点。
我和负责的MO要求提早离开之后，就紧跟在我爸他们之后赶上昔加末。

到了医院的时候，时间已近午夜。
我急急走在医院的长廊上，转进了我阿公所在的病房。
我看他躺在病床上，一脸苍白，双眼闭着，一副正在睡觉的样子。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他转醒过后看到我，笑着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说：“爸爸说你不舒服，我就上来看你。”
阿公说：“真是乖孙。阿公常常想和你谈话，可是你都没空。”
我心头一紧，笑道：“是啊，工作很忙。”
阿公说：“你工作还不会会很压力？你要放轻松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头，说：“嗯，我知道。”

后来因为隔天要工作的关系，我待了一下子就离开了。
那时的我不知道，那也许是阿公最后一次知道他口中的乖孙来看他了。

后来阿公因为贫血的关系，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
我到昔加末好几回去看他，只觉得他越来越憔悴，而且总是迷迷糊糊的，一直在睡觉。
照顾他的姑姑说阿公晚上的时候总是睡不好，我也不以为意。

一个星期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收到了老妈的简讯：
阿公走了。睡梦中走的。

我立刻请了事假，赶上昔加末。

到了昔加末，从远处就已经看见在阿公家外头设起了灵堂。
我走进客厅，看见殡仪馆的人刚刚将阿公打理好，将他放进棺材。
阿公打着领结，穿着西装外套。
我从来没有看他这么打扮过。
他的脸很安详。
就好像睡着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走近，眼泪落下。

我通知我妹。
在电话另一端的她说，她刚刚在睡午觉的时候，就梦见阿公走了。
是不是阿公去通知她的，没有人知道。
她在两百公里外的蕉赖，哭得很惨。

两天后，阿公出殡了。
在封棺前，爸爸和众姑姑叔叔们在那边喊：“爸，起来咯！”的时候，我的泪再次滑落。
阿公不会再起来了，不管我们怎么叫，他不会再起来了。
在阿公下葬的时候，随着第一把黄土洒在他的棺木上，我们今后就只能通过照片来和他见面。
也许，在梦里也会有相遇的机会。

回家的时候，我经过了当年阿公带着我们走去买雪糕的那条路。
赫然发现，当年觉得那么长的一段路，如今似乎没几步就已经走完了。
我们长大了，而阿公走了。

一阵风掠过，一片叶被吹落。
落在我的车镜上。

老伯和阿源

遺棄這個地方，已經快五個月了。
這五個月裏，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每天睜開眼睛，就是在和工作奮鬥，
努力地讓自己撐到晚上，然後倒頭就睡。
把自己抛進另一個虛無的空間裏，暫時逃避。
結束了婦產科的實習之後，我進入了内科。
而這無底深淵，我仍然沒有辦法擺脫。
工作。
工作。
工作。
努力的讓自己被工作吞噬掉。
一點一點的。
忘了停下腳步，看看周遭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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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傍晚五點半，我趕著把手上的工作做完要回家去。
正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我的同事跑了過來，說有一個華人阿伯剛剛入院，聼不懂馬來文，希望我能去幫忙翻譯。
我來到了老伯跟前，看見有一個年輕男子將手上的袋子交給了老伯，叮囑著他說：“這裡有麵包，你餓的時候可以拿來吃。”說罷便離開了。

我等男子離開后便坐在老伯身邊，嘗試詢問病史。
談了幾句后我發現老伯不但説話口齒不清，而且只會說福建話，憑著我這半桶水的福建話程度，絕對是問不出什麽鬼來的。
於是我宣告放棄，問老伯道：“阿伯，你有沒有孩子或者是孫子？能不能請他來讓我和他談談？”
老伯結結巴巴的說他沒有兒子，也沒有孫子。
我說：“那剛剛那個那麵包來給你的是誰？”
老伯說那是他的侄兒的孩子。
我說：“那你有沒有他的電話？”
老伯吃力的從口袋裏掏出了錢包，顫抖著手拿出了一張寫了好幾個電話號碼的紙條，指著其中一個註明著“源”的號碼，說：“你可以打給他。”

我伸出手想將紙條接過，他卻將手縮了回去，生怕我將紙條搶走的樣子。
我好不容易將號碼抄了下來之後，走到櫃檯趨想打電話給這個阿源。
離開前我看見阿伯受傷緊緊抓著紙條，
像一個即將溺斃的人，緊抓著浮木不放。

我拿起電話鍵入了號碼之後，那個叫阿源的男人接起了電話。
我說：“我是醫院打來的，請問你認不認識XXX（阿伯的名字）?”
阿源不置可否，直接問：“你要干嘛？”
我說：“他現在在醫院裏，可是我們都聼不懂他在說什麽，能不能請你來翻譯一下？”
阿源在電話另一端道：“啊我再問一下。”說罷就挂上了電話。
態度敷衍之極。

後來不出我所料的，這個阿源根本沒有出現過。

在老伯能出院的那天，我對老伯說：“你可以叫你的家人來接你了。”
孰料老伯聼了之後直接離開醫院，留下藥單和賬單沒結帳。
後來院方在聯絡了老伯的親屬之後，一個年輕人才將老伯帶了回來，處理出院手續。

當時我正坐在櫃檯工作，便順口問那年輕人是老伯的什麽人。
他說他是老伯的侄子的孩子。
我說：“阿源是你的誰？”
那年輕人說：“是我父親。”
接著好奇地問道：“你怎麽會認識他？”似乎很訝異怎麽會有醫生認識他父親。
我冷冷地説道：“我之前打電話給你父親，讓他來看看老伯，但是他沒來。”
說罷低下頭去，繼續我手上的工作。

留下那年輕人一臉尷尬的站在那裏。

最後一抹夕陽

今年，我走過了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
我的身份從一個醫學生轉換成了一個醫生。
以前我可以大剌剌地說我只是一個醫學生，什麽都不懂，什麽都不用作。
如今，再説這種話只能代表我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人。

回顧今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是第三專業考。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試，我很認真準備。
還記得考試三個月前，我每天至少花上十四個小時的時間在準備考試上，除了吃喝拉撒睡覺之外，我不是坐在書本前，就是在醫院裏。
我們好幾個人常常到醫院去看病人，討論病例，為的都是同一個目標：考試及格。
那時真的很辛苦，精神壓力很大。
壓力極大的我曾經說過：只要這次讓我及格了，以後當了實習醫生，不管extend我多少次我都願意！
當然這只是當時的想法，現在不一樣。
呵呵。
天可憐見，我們盡數過關。

第二件事是開始工作。
開始進入工作的世界之後，我總算明白醫學生的壓力和醫生的壓力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等級裏。
剛開始工作的那段時間，我每個晚上都會做夢，夢見我在工作的時候屢屢犯錯，然後被罵得狗血淋頭。
每當有醫院的電話打來的時候，我的心跳總會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
一直到第一個posting結束之後，我以爲我已經習慣了工作的壓力，同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可是當我加入婦產科之後，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噩夢，心跳加速。
噩夢，心跳加速。
噩夢，心跳加速。
每天都戰戰兢兢地在過日子。

不管怎樣，2011年算是我開始學習的一年，我滿懷感恩。
對於2012年，不管世界會不會末日，那將是我進步的一年。
一堆的待辦計劃，如果我能夠一步一步地將它們付諸執行的話，夢想就在不遠處。

看著今年最後一抹夕陽，我這麽相信。

我還可以有寶寶嗎？

那一個晚上，時間大概七點多。
護士對我說：“醫生，這個病人是越南人，聼不懂馬來文。”
我“哦。”了一聲，心下不以爲意。
在婦產科待了兩個多星期，至少看過了五個遠嫁到馬來西亞的越南女子，多一個也不稀奇。
我走進問診閒，看見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女子躺在床上。
眉宇閒的輪廓讓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典型的越南女生的樣子。
她的雙唇緊閉，眉閒微皺。
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我坐了下來，用中文問了幾個問題后，卻發現她對中文的理解能力並不深，不能夠了解我的問題。
我想她既是嫁到本地來的，丈夫應該是本地人，且不論是華人還是馬來人，總之和她交流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既然她不能夠明白我的問題，就只好請她丈夫來幫忙了，便對站在一旁的護士說：“請她的丈夫進來。”
過了不久，護士帶著一個男人進來，苦笑著說：“醫生，她的丈夫也是越南人。”

我愣了一下，望向站在護士身後的男子。
只見他穿著一件格子襯衫，一條土褐色長褲，和一雙夾腳拖鞋。
我對他笑了一笑，他也笑了一下，但臉上的笑容靦腆中帶著些許驚恐。

他不會說中文，可是馬來文挺溜，於是我請他做翻譯員，替我問關於他太太的情況。
他說，他太太已經兩個月沒有來紅，他們便到私人診所去做檢查。
一驗之下發現太太已經懷孕。
在知道她懷孕了之後，他的太太仍繼續服用著一些她從越南帶來的傳統藥物，一直到幾天前他的太太的陰部開始出血，他們便到私人診所去做檢查。
他說，私人診所的醫生接著讓他立刻到醫院去針對他太太的情況尋求更專業的意見。

我再問了一些更詳細的問題之後，便請他到外頭等候。
我坐在桌子前，想著這會不會是一個墮胎事件的時候，那女子的頭從簾子后探了出來，輕聲叫道：“醫……醫生。”
我擡起頭看著她，她用蹩腳的中文輕輕地、顫抖著問道：“我……我還可以有寶寶嗎？”
她那一直以來緊緊鎖在眼眶裏的驚恐和不安，終于在這個時候潰隄，化成兩行清淚，順著雙頰淌了下來，滴在褲子上。
我走到她的身邊，坐了下來，問她：“你想要有寶寶？”
她點點頭，不停地拭淚。

我說：“那你爲什麽要吃葯？”
她說，她以爲那些葯是用來保健用的，她不知道那些葯會造成這樣的後果。
她又接著問：“我是不是不能再有寶寶了？”話音甫落，好不容易止住的淚又流了下來。
我問：“是誰這麽告訴你的？”
她說，她的同鄉都那麽說。
她的惶恐，在此時完全的宣洩。

我在寫著病歷的時候，她輕輕地說他們夫妻倆打從早上開始，就在各個醫院跑來跑去，可是這些收費都很昂貴，最便宜的都要價800令吉。
她看著地面，苦笑著說：“我們工作，哪裏找800令吉來看病？”
我不能說我明白她的心情，只能微笑帶過。

後來做過超聲波掃描后，確定她是過期流產。
治療方針有兩种：要不動手術將死胎取出來，不然就是病人可以先回家，等死胎自己被排出体外。但是如果過了三個星期后死胎仍然還沒被排出，我們就必需幫忙將死胎取出來。
夫妻二人一來一囘地討論著，時不時看見做丈夫的眉頭緊皺，而太太則拍拍他的手。
到最後丈夫說：“我們不要動手術，可是可不可以給我們病假單？”
我的MO說：“沒有問題，我可以給她一個星期的病假，讓她好好休息。”
丈夫搖頭，說：“不可以，如果她拿太多天病假的話，她的老闆會罵的。她只要一天。”
對這些在異鄉為生活努力打拼的人來説，基本人權已經不重要，能不能夠保住手上那脆弱無比的飯碗纔是重點。

十點多的時候，我推開病房大門準備回家，看見那丈夫站在自動販賣機前，手中握著零錢，似乎在猶豫著什麽。
當他將硬幣投下，按下了其中一個按鈕，出來的是一杯冷飲的時候，他臉上是滿滿的焦躁，很明顯的他要的是熱飲。
一個年輕印度女子似乎也將他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裏，在他轉身要離開的時候趨向前去，將幾個銅板塞進他手裏，教他怎樣操作機器。

我走到醫院門口處，看見那越南女子倚著柱子，雙臂環抱，在略嫌刺骨的晚風中等待著丈夫的到來。
我忽然想起那男子那焦躁的神情，看著眼前這個似乎在受凍的女子，我明白了那杯熱飲是為誰而買的。

打卡離開的時候，我似乎能夠看見這個情景：
那丈夫小心翼翼的捧著好不容易才買到的熱咖啡，來到妻子面前，溫柔地遞給她。
妻子輕啜一口咖啡，看著丈夫，微微一笑。
看著妻子的笑臉，丈夫緊綳著一整天的臉，也綻開了笑容。
在街燈的照耀下，兩條身影背著光，騎著腳踏車慢慢地回家去。

他們似乎在說：
兩個人，雖然身處在一個大家說著自己一點都聼不懂的語言的地方，但是只要心緊緊地連在一起，兩個人的手緊握著，就有繼續向前走的勇氣。

寶貝，不要害怕。

那天下午，我完成了手邊的工作之後，一個比較資淺的同事跑了過來，對我說：“你可不可以到隔離病房去看一下？媽媽說病人看起來不怎麽對勁。”
我趕緊快步到隔離病房去，推開門的時候，看見孩子全身正在顫抖，眼珠亂轉。

因爲我剛剛從幼兒加護病房調回到普通病房的關係，我對這個孩子的情況不是很了解，可是看他的樣子似乎是在抽搐著，當下便將孩子的身子轉了過來，讓他側躺，一把抓過他挂在床邊的氧氣罩罩在他的口鼻上，並對剛剛進來的護士說：“準備valium（抗癲癇葯），我要血氧濃度偵測器，然後量病人的血糖。”
護士匆匆離開房間去準備我要的東西后，我讓媽媽扶著孩子，讓他保持在側躺的姿勢，一邊翻著藥單一邊問媽媽道：“孩子之前有沒有過這樣的情況？”
媽媽一邊安撫著孩子一邊說：“他只有在發燒的時候才會這樣。”

這時我看見藥單上註明孩子正在注射著phenytoin（另一種抗癲癇葯），而且病人的表現方式就只是眼珠亂轉，和手腳顫抖，不像是典型的抽搐。
由於孩子從小四肢癱瘓，無法説話，我當下無法確定孩子究竟是不是清醒著的。
我從口袋裏拿出了手電筒往孩子的眼珠照去，發現瞳孔在光照之下會收縮，但是孩子卻對痛覺或是任何的刺激都沒有反應。

我不確定孩子是不是在抽搐著，這時我的同事拿著血氧濃度偵測器走了進來，我讓他將儀器放下，馬上去通知MO。
我手上握著valium，看著眼珠兀自亂轉的病人，心裏甚是猶豫。

病人已經在注射著抗癲癇葯，強度比我手上握著的還要強，根據protocol來看的話，就算我給他這劑valium也不會有任何效用。
與此同時，我實在是不確定這個孩子是不是正在抽搐。如果他不是在抽搐的話，我這樣貿貿然地給他抗癲癇葯，會不會造成什麽問題？
好在孩子才剛剛開始有這樣不正常的動作，我還有時間觀察。

就在我一邊等著MO到來，一邊看著時間的時候，我忽然聽見媽媽在對孩子說：“寶貝，不要害怕。”
我轉過頭去，看見媽媽蹲在孩子的面前，伸手輕輕摟著他，看著他那對亂轉的眼睛說：“寶貝，不要害怕，媽媽在這裡。”
媽媽本身有兔唇的問題，雖然已經動過了手術，可是説話還是含糊不清。
但是她的那句“寶貝不要怕，媽媽在這裡。”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鏗鏘有力。
一字一句的打進我的心裏。

當許多父母對於像這般需要時刻陪在身邊照顧的孩子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這個媽媽選擇將這樣孩子當作寶貝來疼。
我看著被媽媽輕輕抱著的孩子，忽然覺得和其他面對同樣問題的孩子相較起來，他實在是幸福的多。
畢竟有人是以真心來疼愛他、憐惜他。
而不是因爲受到責任的束縛，才逼不得已，必須照顧他。

就在我看得發愣的時候，媽媽忽然說：“啊好了好了，總算停下來了。”
我囘過神來，發現孩子的眼珠果然不再亂轉，對疼痛也有反應。
我看了看時間，從我進房到孩子恢復正常爲止沒有超過五分鐘，血氧濃度、血糖值和體溫也都正常，便讓孩子躺好，等MO來看病人。

當我離開房間去洗手的時候，看見媽媽一邊忙著為孩子抹身，一邊用含糊不清的話聲對孩子碎碎念著今天家裏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的嘴角輕輕上揚。

新娘 （上）

她坐在房間裏的梳妝臺前，不發一語。

木板制的房門“咿呀”一聲被打開來，她從梳妝臺上的鏡子看見母親走了進來。
母親看著那只裝了幾件衣服，被擺在床上的行李箱，嘆了口氣，在牀沿坐了下來。
她眼皮擡都不擡，直盯著地板瞧。
好像地板有什麽好玩有趣的事情在發生著似的。

她知道母親接下來要說什麽，她已經聼了好幾百遍了。
可是就算聼上一千遍一万遍那又怎樣？
心裏的那個疙瘩可不是那麽容易可以除去的。

***

她身為家裏的長女，小的時候因爲那愛喝酒的父親一句話，就必須輟學，離開她最喜歡的學校，到田裏去幫忙幹活，讓家裏的兩個弟弟去上學。
她那珍貴的童年，就在插秧收割中度過。
每個收割季節，她都會在夕陽下提著鐮刀，站在田中央愣愣地看著弟弟們和其他小孩歡天喜地的提著書包從學校一路跑回家，笑閙聲從小道上傳遍了整個田野。
她赤著雙腳，站在田裏，任由身後的夕陽在她面前拉出了長長的影子，畫出了她失落的輪廓。

那一年，當她收割完畢，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的時候，看見他坐在路邊的一塊大石上，晃著雙腳，輕輕哼著歌。
他轉頭，也看見了她。
他笑了，她也笑了。

那一天，他拉著她的手，說拍拖兩年了，他要把她娶回家。
給他一點時間，讓他存夠錢做聘金。
她紅著臉點頭，別過臉笑了。

回家的時候，她看見客廳裏坐著一個男人。
一個肥胖醜陋，帶著一大堆禮物的男人。
看見她進門的時候，男人向她咧開大口笑了一下，滿口黃牙，令人不寒而慄。
坐在男人身邊的父親滿臉堆歡地問道：“怎樣，看得上眼吧？啊？”
站在男人身邊的女子把父親的話翻譯給男人聼之後，男人那肥胖的頭不斷的點，連連讚好的樣子。

她很害怕，那男人看她的眼神，好像是一頭餓久了的狼，在盯著一頭肥羊的樣子。
她快步走到廚房裏，問呆坐在一旁的母親道：“媽，外面那男人是誰？”
母親擡起頭看著她，她才發現，母親的雙眼通紅，明顯是哭過的樣子。
母親伸手將她抱著，緊緊地，不停地說著：“媽媽對不起你……媽媽對不起你……”
她感覺到背後的衣服溼了，而母親的肩膀在抽搐。

大弟弟大步走了進來，坐在她的身邊，沉聲說：“爸爸你的相片交給了相親公司的人……”
她的腦筋突然空白一片，大弟弟接下來說的話她都沒聼進去。
到最後大弟弟說：“……外面那男人是從馬來西亞來的，對你很滿意，要把你娶回去……”
她將抱著她的母親一把推開，快步跑到客廳去。

只見那男人和相親公司的女職員已經離開，而父親仍在對著大門鞠躬哈腰，臉上挂著大大的笑容，手上緊抓著一個紅包。
父親一轉身，看見她。
“你看看，你看看！裏面有六千七百万盾啊！多虧了你，我這輩子還沒拿過那麽多錢呢！”父親揮舞著手中那被鈔票塞的飽飽的紅包，在她面前耀武揚威。
父親轉身向著廚房走去，大聲笑道：“媽媽，今晚不用開伙，我們到城裏的餐廳大吃一頓！”

她背對著父親，冷冷地道：“我不嫁。”
父親的話聲陡然停了下來，手上高舉的紅包也僵在半空中。
父親轉過身來，看著她：“你說什麽？”
語氣冷得像冰。
她說：“我不嫁給剛才那個男人。隔壁村的阮哥剛向我求婚，我答應了。”
她的語氣也不遑多讓。

父親向前走了兩步，大手一揮，一巴掌刷在她的臉上。
那力道大得將她整個人打倒在地。
小弟弟趕緊奔上前去，想將她扶起來，卻被父親喝止：“住手！”
父親指著她罵道：“你以爲你是誰？你從小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住我的我都沒跟你算，現在把你嫁到一個好人家去，你竟然還嫌東嫌西？”
說著呸的一聲在地上吐了口談，繼續罵道：“隔壁的那個阿阮算什麽？一事無成！又沒錢又沒地，死窮鬼一枚！你知不知道，你嫁過去馬來西亞之後，剛才那個男人每個月會給我們六千萬盾！”
父親蹲下身來，用手上的紅包在她臉上拍了拍，道：“是每個月六千萬，你聽到沒有？阿阮有沒有本事拿出來？沒本事就讓他滾遠一點！”
說罷站起身來，斜眼看著她說道：“你別想和那廝私奔，不然我一定把他的腿打斷。你不要忘記，我說到做到。”
接著又在地上吐了口痰，大聲嚷嚷著出門喝酒去了。

留下仍跌坐在地上的她，和一屋子的寂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