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8日 星期五

瘧疾

繼我從柬埔寨回來后,前前後後共進了三次醫院。
都是因爲瘧疾。
上個禮拜上完課的時候身體就開始覺得怪怪的,然後就突然發燒,發抖。
我沉著臉對朋友說:“攷,我很像又要發作了。”
果不其然,再次中獎。
多虧有思薇的照顧,屋友慷慨借出的PSP,同學煮的豪華配料版粥和意大利面,我的住院日子還沒那麽痛苦。

只是很不爽的是醫院的護士長的頭頭竟然誣賴我,說我擅自去翻閲其他病人的病歷夾。
攷,我連自己的病歷夾都沒什麽翻到,竟然說我去翻別人的病歷夾?
那也就算了,起碼應該先來問個清楚,或是“警告”我才對,怎麽可以直接一通電話就打到我們的副校長那裏去投訴?
這些管理層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想把我們學校趕出醫院,總是找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來大做文章,不然就是製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套在學生頭上。
想起來就一肚子火。

Rain剛剛在面子書上說:“說實在話 有看過衰的 沒看過這麼衰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有誰會半年裏面因爲虐疾進三次醫院?
同學來看我的時候問我:“還敢不敢去柬埔寨?”
我說:“爲什麽不敢?”
頂多做好防範措施就好了。呵呵。

真的不是我不怕死,但就像思薇說的:“你看你患了瘧疾有專科醫生來看你,那些在柬埔寨的人患了瘧疾怎麽辦?”
也像侯文詠曾經說過的:“
每次自以爲做了些‘好事’時,我就會警惕的想起大學時聽到的故事。那是偏遠山區的暑期醫療服務。當一個多月后,醫學生們感受到做善事的成就感時,教授語重心長說的話。他說:“要記住,你們能在這裡從事愛心醫療服務,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爲過去幾十年畢業的醫學生,沒人願意來這裡長期服務的緣故啊。””
更像我妹之前給我看的一個影片,它說:“to love God, is to serve the poor.
如果我們永遠都滿足于自己安逸的狀況,而對其他人的苦痛置之不理的話,這個世界,永遠不會變得更美好。
我是這麽相信。

2011年1月20日 星期四

關於那句話

橫眉冷對千伕指,俯首甘爲孺子牛--魯迅《自嘲》詩裡的名句。長期以來權威性的解釋是:“孺子”指人民,“千夫”指敵人...。此外,也有文人將它解作,領導人或偉人應有的謙虛胸懷。

關於這句話,我從小就聼過,可是直到最近,我才真正體會它的意思。

我們醫學院有90%的講師來自外國。
在來到馬來西亞執教之前,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都是醫院裏的教授、部門主管或是資深專科醫師,在那裏,他們都是屬於呼風喚雨,高高在上的人。
可是到了這裡,他們的身份忽然矮了一整截。
我們教學醫院裏的放射科和小兒科部門主管都很難纏,而我們的講師,爲了我們著實吃了不少苦頭。

我還記得我在第三年的時候,我們的小兒科講師爲了見部門主管一面,商討上課時間表事宜,竟然在外頭等了五個小時。
待部門主管出來,只淡淡地留下了一句:“啊,我忘了你在等我。”
我們的講師還得滿臉堆歡地說不用緊,為的只是希望部門主管能夠為我們上課。

在我第四年的時候,放射科的講師爲了能夠親自在部門裏面教導我們,而多次求見部門主管,卻也多次被回決。
直到一次,部門主管應該是被煩到不行了,才說:“我只給你五分鐘,有什麽事快說。”
結果,我們講師希望在部門裏教書的請求還是被回絕了。
理由是她並沒有在醫院裏工作。
我們的講師並沒有放棄,她說:“好,那你能不能讓我到這裡來工作?”
部門主管看過了她的履歷表之後,拒絕了。
沒有任何的理由。
講師的專科資格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拿來的,工作資歷也有數十年,實在是想不通爲什麽會被拒絕。
我還記得後來她苦笑說:“坦白說,我在當放射專科醫師的時候,這位部門主管還只是一個醫學生。”
她心裏面,應該覺得很屈辱纔是。

今年,我們的小兒科副教授爲了請部門主管為我們作臨床教學,也請他答允讓我們跟隨他的診所學習而多次求見。
在幾經波折,總算和主管敲下傍晚五點鐘見面的預約時間后,副教授還是得在辦公室外一直坐到七點,才見得到主管,只因爲他忙。
整整兩個小時,副教授就這樣在外頭杵著。
這位副教授在她的國家本來是教授和部門主管,擁有多項國際承認資格,負責指導碩士和博士生,並且監督整個部門的運作和屬下的教學方式。
在那裏她說一是一,別人沒有説話的餘地,可是到了這裡,她卻爲了我們得仰人鼻息。

也許有人說,這本來就是他們的工作,沒什麽大不了的,受不了的話大可以回去做他的土皇帝。
但是且不論這些,他們爲了我們而放下身段是不變的事實。
要擡高自己很容易,放低自己卻要突破自己最難過的那関。
也許我的父母都是教師的關係,每次看到那些真正有付出,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的師長的時候,我都很痛心。

柬埔寨那些孩子常常因爲老師必須兼職捕魚或耕作來賺取家用而無法到校上課,也許我們必須經歷過那樣的窘境,才能夠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我們都對我們所擁有的抱著太無所謂的態度。
我們都忘了感恩。

2011年1月14日 星期五

分享:《幼稚園大學》龍應台

前幾天在面子書上看見這篇文章,腦中馬上想到的就是maileng姨。心想她對這篇文章應該會很有興趣,而且這篇文章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思考。不管是身爲老師、家長或甚至是學生的我們,這篇文章都為我們提供了自我省思的空間。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龍應台的文章,字字有力,句句铿锵。每一段文字都一針見血的指出重點,讀過之後有一種囘甘的感覺。

————————————————————————————————————————————————

《幼稚園大學》龍應台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墻;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情,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倣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倣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 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 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 ;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 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迴圈?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子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裏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 能的 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台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 依賴的。 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迴圈。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台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2011年1月13日 星期四

當1+1不再等於二

最近的心情都很漂浮不定,
一點點的事情,就能夠讓我的心情激起一陣漣漪。
雖然過沒多久就會恢復平靜,像什麽事情都沒發生過一般,
但是在自己一個人靜靜待著的時候,
無論是在駕車時吃飯時念書時洗澡時,
一些些的念頭還是會無預警地闖進心裏,
然後輕輕踫撞最脆弱的那一塊地方。

也許是最近發現了一件事情:
世界上很多我們以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也許根本就不是那麽一回事。
有一種病叫做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因爲一些荷爾蒙失調的關係,這些患者在出生的時候性器官和常人不同,無法單凴外表來區分男生女生。
在這種情況下,在基因檢查確定病人是男生女生之後,醫師必須為病人進行矯正手術。
如果病人是男生,在手術過後,“創造”出來的性器官是否能夠正常運作是一個問題,手術的難度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病人是女生,手術比較簡單,也沒有性器官不能運作的問題。
於是在以前有一些醫師會不管病人的性別,將性器官改成女性的性器官,並給病人女性荷爾蒙,讓他們以女生的身份成長。
但是,因爲沒有卵巢和子宮的關係,這些病人並不會來月經。
當“她們”到了青春期,發現到了自己和同儕之間的分別,去醫院檢查之下才發現自己原本是一個男生,這種震撼,會有多強?
十幾年來所相信的事實,在一夕之間被推翻,絕對足以令人歇斯底里。

有人說我給的例子太詭異,太不可思議。
但是同樣荒唐的戯碼其實每天都在發生,甚至也許發生在你身上,但是因爲是進行式的,所以你沒有察覺,直到整件事情來到了尾聲,謝幕了之後,你才會恍然大悟。
然後過去一段時間的疑惑,也許是數天,數個月,甚至是幾十年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忽然之間都獲得了答案。
潤華曾經說過:人都有知“道”的權利,這是基本人權。
我說,無知,也許是最幸福的事。
在經歷過了荒唐之後,當答案赤裸裸的攤在你的眼前,曝露在陽光底下,你可能會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應對這樣的情況。
因爲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議。
就好像你以爲你是女生,但你其實是一個男生;
就好像你以爲你的父親對你嚴厲是因爲你是長子,但其實是因爲他一直都不把你當成親生的。
太多太多我們以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被推翻之後,
我們也許會選擇繼續瞎著眼,願意永遠無知。
因爲我們會不知所措。
我們不懂知道了真正性別之後的我們,應該以什麽性別繼續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不懂知道了親生父親的想法之後,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他。

因爲事實太難以接受,
現實太過殘忍。
而我們太脆弱。

blog 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