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Michie的指示，我必須在早上八點的時候在guest house的大廳等他們派來的Lin來接我去搭巴士到他們位于Oyama的營地。
我坐在guesthouse前的餐廳吃著早餐，看著金邊市民開始著新的一天，
感覺極爲寫意。
七點五十分的時候，一輛救傷車大剌剌地停在guesthouse外，一
個穿著印著急救服務字樣的藍色T恤的年輕男子自車上走了下來。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Lin。
我將行裝丟進了車子，便上了車。
車子在路上穿梭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到了文化震撼。
若說馬來西亞的交通狀況算糟糕的話，那這邊只能用“爛”來形容了。
車子和摩托車橫衝直撞，大家都在沒有秩序的情況下找到了自己的秩序，縱然看起來驚險萬分，大家卻都相安無事。
我本來想問爲什麽救護車少了一邊的望後鏡，我想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救護車是日本捐獻過來的，裏邊的設備齊全，甚至比馬來西亞許多的救護車還要完善。
在看著窗外的風景的時候，我發現這裡的人將摩托車的潛力發揮到淋漓盡致。
除了將摩托車當計程車和嘟嘟車之外，還有人在摩托車身後
裝了一個長長的板子，置上了輪，就變成能夠載上十幾個人的交通工具。
妙的是這種交通工具只在城市外圍看得到，市區内並不能看見它們的蹤影。
可憐那摩托車，如此較小的身軀要坐那麽沉重的工作，拖拉著比自己重上幾十倍的重量，想必會短命好幾年。
我問了司機那叫什麽名字，他說是lemong。
可惜當時手邊沒有相機，網上也找不到這交通工具的
照片。（難道這玩意兒不叫lemong?)
救傷車在四號公路上跑了約兩個小時后，便轉入了一條小路。
四下望去都是一片青翠，完全沒有開發的跡象。
有如此多未被開發的綠地，本來應該是一家值得羡慕的事情，我卻想到我還在金邊的空中時，坐在我身後的一名女子對她的同伴用極爲不屑的語氣這麽説道
：“有這麽多地有什麽用？還不是那麽落後？”
人本來生而平等，我們都是通過同一個過程形成，出生，然後通過同
樣的程序老化，然後腐朽。
是什麽讓人分了等級，得以用高姿態來看待所謂比自己低級的人，用先進人的身份來鄙視落後人，然後對比自己進步的人搖頭擺尾？
倪匡說過人類有一種無可救藥的奴性，一方面駕馭著比自己弱的人，同
時又被自己強的人所駕馭。
我想，說得應該就是這種態度。
我一直以爲他們會把我載到巴士站去，可是當救傷車在一處荒山野嶺停下來時，我才發現，這兩個小時我是白醒了。
要知道我通常是一上車就睡到不省人事的啊！！
我知道經營這個地方的Peter是美國人，我一直都以爲他是洋人，見過他之後才知道他是一個亞洲人。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正在整理別人捐獻過來的醫療物資，看見我說的第一句話是：
“我手很髒，握手就不必了。”
冷冷的，沒有笑容。
一整個酷到爆。
Peter看起來像是那種嚴厲，不苟言笑的樣子，可是跟他一起工作之後，我覺得他是寧願將力氣用在工作上，而不是説話上。
看著他工作的樣子，我真的會覺得閑下來是一種罪過。
据這裡的行政人員Michie說，Peter買下了這個本來大家都認爲沒有任何價值的地方，從什麽都沒有的情況下搭起了水力發電處、太陽能板、拉起了網絡，並蓋了閒醫藥中心。
這裡大部分的設施都是由Peter出資搭建，就連醫藥中心，Peter雖然得以籌得一些捐款，但是還是得承擔大部分的費用。
建設中的志工宿舍
豬寮（現在是廢棄著的）
農地
太陽能板
居住的地方就隱藏在這片綠意之後
Michie本身也是這裡的全職工作人員。
她說她本來在日本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後來到當地的一家難民營幫忙了些許日子后，覺得自己應該做一些什麽。
可是當時她沒有任何的特殊技能，便隻身到英國去進修，然後到非洲去工作，協助當地居民。
後來她和另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來到了柬埔寨，認識了Peter，然後決定和他一起工作。
她說由於組織至今仍未有收入的關係，這兩年多來她都在靠著儲蓄生活。
我不能想象，是怎樣的一種心態，讓他們能夠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他們手上的工作，幫助一群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也許一輩子都不會認識的人。
也許是一種熱忱吧，一種爲了要幫助別人而願意付出自己，燃燒自己生命的熱忱，纔是一路將他們推到這裡來的動力。
醫藥中心的建築物剛剛建竣，可是裏面的器材都還沒安裝好，所以大家都在趕工，要趕在兩天后的開幕式前將所有的器具整理好。
我看著那些別人捐獻來的儀器，滿頭霧水。
那些儀器舊得可能在80年代後期就已經被淘汰了，現在卻被送到這裡來，準備復活，再次大展拳腳。
Michie說待醫藥中心落成后，將會為附近的居民提供基本的醫藥服務，而且也會對在四號公路所發生的交通意外作出反應。
据她說四號公路銜接金邊和西哈努克，是柬埔寨最繁忙的大道之一，車禍率自然是令人乍舌。
Oyama這個地方位于四號公路的中段部分，所以如果有車禍在這個地方發生的話，病人能夠被轉送到金邊或是西哈努克的醫院去，非常方便。
Peter他們就是希望藉由醫藥中心的成立，能夠對發生在四號公路上的車禍作出最快的反應，進而減低死亡率。
PS:
Peter的父親是華裔美國人，母親是日本人。他本身娶了一名日本太太，並育有一個五嵗的兒子。他不會說中文，可是會說一點點的日文和高棉語。
Michie是日本女生。
吃晚餐的時候我和他們共坐一張餐桌，似乎來到了一個日本人家庭。
耳邊聽到的都是“Itadakimasu!”“dozo！”等等的日文，霎時間有種時空混亂的感覺。
還蠻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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